人文何在人文何为——读林贤治、筱敏主编《人文随笔》

　　文/申霞艳

　　人文究竟是什么？在林贤治、筱敏主编《人文随笔》的封面，他们给了最简洁的定义:“以立人为本。人是万物的尺度、也是精神的尺度。”这本《人文随笔》就是从这种立场出发对每天涌现出的无数随笔或者以随笔的名义出现的文字进行遴选。

　　“话题”和“天下”收录的随笔贯穿着编者持之一贯的对于社会底层的关注，在林贤治、章德宁主编的《文学中国》中曾收录过夏榆关于矿工生活的文章和摩罗的《我是农民的儿子》，这些文章真实地刻画出被消费叙事遮蔽的真相，这种真相在中国最广袤的大地上繁衍，而都市的话语权力正在力图倾覆它。这样的话语在权力的夹缝中艰难地破土，只有真正有人文关怀的编辑才会小心地努力地让它生长。“话题”一辑收入了夏榆的《在黑暗中行走的人》、黑孩的《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和刘恒的《挖煤的朋友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呀》。写矿难，我们很容易联想起刘庆邦的小说，然而，由于写得太滥和对故事性的过于追逐，我觉得刘庆邦的小说正在渐渐丧失坚韧的质地和力度。而记者夏榆的随笔有效地出示了现场感，更重要的是一种悲悯情怀。

　　左拉的《我控诉！》一文虽然在很多文章中被提及，左拉也因此被视为知识分子的良心和勇气。第一次看到全文，感觉左拉的声音就在耳边，穿过一个世纪依然振聋发聩。而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也有很多仁人志士冒着生命危险向皇帝上书，但他们的声音往往被湮没了，为什么？因为在封建社会，等级意识依然森严，“莫非王臣”的意识依然根深蒂固，任何一点公正都会被视为皇恩浩荡，而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根本没有真正深入人心，起码的平等意识也没有。所以，他们的“上书”并不能成为推进人类思想进步的动力。正是法国大革命奠定的现代精神原则流淌在左拉的血液里，使他发出“我控诉！”这一有力的声音，正如他所述:“至于我控告的人，我不认识他们，我从未见过他们，我对他们既无怨忿也无仇恨。他们对我来说只是实体，只是社会之恶的精神。而我在这里所完成的行为只是一种为了促使真理和正义大白于天的革命的手段。我只有一种激情，为了如此痛苦、有权得到幸福的人类的真相大白的激情。”

　　如果要回答何为知识分子，《我控诉》就是最好的注解，由此也可以窥见人文的答案。

　　“西风”辑录了雨果的《向毁灭古迹的人宣战》、略萨的《面包与自由》、君特·格拉斯、滕奕丹的《两封信》和苏珊·桑塔格的《迷人的法西斯主义》，四篇文章共同彰显了公共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和人格魅力。

　　马尔克斯的访谈录《介入政治太多，我怀念文学》一文阐述了一个作家的革命理想——“我认为作家的唯一承诺和义务就是要面对现实。在用一种方式反映这种现实，同时也在力图改变语言的尺度内，作家将会是革命的作家。我认为在任何制度下都可以成为革命作家……”。一个可以为革命理想进行文学罢工的作家，一个坚决不与政权为伍的作家，一个坚信伟大的文学都是扰乱和破坏性的作家。我们应该以这样的作家为镜子，时时拂拭内心的尘埃。马尔克斯的访谈也从某个角度再次印证一个伟大的作家必定具有伟大的人格。安徒生这位具有最广泛影响的童话作家也是如此，他关注底层人民的疾苦，揭露社会的黑暗。他不仅是孩子们的诗人，也是所有年龄段的人的诗人。他不只是给孩子们讲故事的人，他是给我们这个世界讲故事的人。他是全人类的童话家。《安徒生:一位诗人的更生》一文对安徒生长期以来被单一化程式化地理解给予批评，并对安徒生的价值进行重估。

　　今年是纪念“二战”胜利60周年，读读张纯如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不仅必要而且迫切。在很多时候，我们只记住中华民族在这次暴行中失去了30多万的同胞，而我们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由此带来的痛苦和屈辱。纳粹杀害犹太人的时候，先记录姓名、性别等等，所以他们的罪恶一直被记住。而我国当时人口登记制度并不严密，所以日本一直企图掩饰他们犯下的滔天之罪并拒绝对其暴行表示悔意。《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的导言显示了一个华裔女作家对于自己祖国和民族以及人类的历史的高度责任感，对于生命尊严的张扬。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写了《广岛札记》以纪念在二战中因原子弹爆炸而丧生的14万亡灵。而对于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屠杀，我们却有意无意地选择沉默和遗忘。是唤醒我们灵魂苏醒的时候了，我们要牢记诺贝尔桂冠诗人伊利·威塞尔的警告:忘记大屠杀就等于第二次屠杀。

　　《人文随笔》:林贤治、筱敏主编，花城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