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大轰炸全记录(下篇)(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15日15:06 西安新闻网-西安晚报

　　1938年11月18日前，张永禄家是一个有十多口人的完整的家。（左二怀中的男孩为张永禄），后排左站立者为张永禄父亲张寿芝。（张永禄提供）

日机轰炸西安及周边地区航线图。（资料）

我市保存有大量日机轰炸历史资料。记者金石摄

　　恶毒至极

　　日寇在空袭西安时，恶毒到无所不尽其极的程度，不仅使用了各种重量的炸弹，而且使用了燃烧弹、毒气弹。

　　为防毒，当时棉业统制委员会下文要求群众制作简易马骡防毒口罩并介绍了制作方法，摘录如下：

　　“现在时局紧急，防毒事宜极为重要。惟我国各部队及一般民众，对于马骡及各种牲畜之防毒设备尚未周全，如将来敌机散布毒气之时，各种兽畜势必难免遭受损害。是以不能不亟谋防范之方法。但完善之防毒器具，所费实属不赀，若广事制备，在目前情形力所不逮。现战机已起，缓不济急，爰特参照各项防毒原理，制成简易马骡防毒口罩……”文后附了该口罩的制作图样。

　　除前面提到的1939年6月30日投掷毒气弹，1941年12月2日轰炸大华纱厂投放4枚燃烧弹外，还多次投放燃烧弹和毒气弹。

　　1938年8月6日《西京日报》有如下报道：

　　敌侦察机及轰炸机三十八架，……于十一时五十分分四批由东北、西北、西南三方面侵入本市上空，高度达三千余公尺。我高射枪炮于敌机飞至上空时，即猛烈集中射击。敌知我有备，在西郊外及东郊外仓皇投弹百余枚，内有烧夷弹（即燃烧弹）十余枚。十二时四十分始东窜向晋方逸去。……

　　昨（五）日敌机三十八架，在本市近郊投弹后，复在城东二十里许之江村投炸弹及燃夷弹数枚，炸毙女孩一人，炸伤农民一人，妇女二人，现已送省立医院医治，并烧毁草堆数处。

　　1939年4月2日，日机又在西安投下燃烧弹。《西京日报》翌日予以报道。

　　留下遗患

　　在日机投下的炸弹中，许多没有当即爆炸，严重威胁到市民的人身、财产安全。记者在西安市档案馆就查到许多当时没有爆炸炸弹的情况。其中一份为1941年5月20日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工程处给省政府、警察局、防护团、防空司令部请求挖掘未爆炸弹的公文：“谨签者查，北院门水沟现已被敌机炸毁，据左右居人报告，弹未炸开，不敢修理，理合先行呈报……”

　　解放后，我市多次有报道发现当年日机投下的未爆炸弹的报道。《西安晚报》1995年8月4日刊登一则消息如下：

　　本报讯一枚54年前日本帝国主义遗留的重磅航空炸弹，日前由市公安局治安处和灞桥分局安全引爆。

　　7月下旬，灞桥区新筑乡灞河北舍沙场民工挖沙时，从沙滩地表下5米处挖出一枚航空炸弹。据当地老人刘年娃回忆，1941年冬，日本法西斯先后多次对西安和窑村机场轰炸，这枚炸弹很可能是当时投下的。市公安局治安处接到报告后，立即派员赶赴现场。经勘察，这是一枚日制杀伤爆破弹，弹长1100毫米，直径250毫米，弹重400磅，内装炸药50公斤。为了排除炸弹隐患，干警们将航弹安全运到销毁点，成功引爆。

　　西安铁路局70岁的退休干部宋世保告诉记者，上世纪70年代，在火车东站西侧约600米处，有个“家庭五七连”在那里垒了个炼钢炉。大约在1973年，由于火炉温度太高，引爆了埋在地下30多年的日寇飞机投下的未爆炸弹，在场的6名女工全被炸死。宋世保去观看时，现场景象惨不忍睹。

　　可耻汉奸

　　日寇飞机轰炸西安时，在西安安插了许多汉奸发信号，以引导日机轰炸。

　　西安市电子机械局退休干部董国祥说，当时汉奸主要是当日机夜间轰炸西安时发信号弹。暴德毅说，汉奸的信号弹五颜六色。他少年时，曾躲在暗处捉汉奸，但没有逮住一个。后来听说，有的信号弹是为了扰乱汉奸的信号弹，我方发的。

　　汉奸在白天亦有为日机做引导的标志。记者在西安市档案馆找到当时一份“陕西全省防空司令部工务方队训令第20号”文件，上称：“南昌敌伪正训练间谍六十余人，分赴内地刺探我军情，并以红色雨伞为指挥敌机信号等。”

　　1939年9月4日的《西京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防空司令部劝告民众防缉汉奸拟定防缉常识盼各特别注意”报道，大意为：空袭警报发出时，人都是争先恐后、扶老携幼进入地下室中，但是汉奸鼠头鼠尾不愿见众，常常孑然独居一隅。日机夜袭时，汉奸活动更甚，弄出光芒高射的灯光或火光。防空司令部要求大家要随时随地留神，一旦发现汉奸，及时向宪警报告，或直接扭送有关部门。

　　在日机第二次轰炸西安市时，即1937年11月27日，军警就捕获一名嫌疑汉奸，而且是名女子。次日《西京日报》在报道中称：“本市昨发警报时，军警捕获女汉奸一名，装束摩登，旋解警备部法办。”

　　75岁的陕西师大退休教师杨清源告诉记者，当时市民对汉奸恨之入骨，人们最解恨的是看到汉奸被押赴刑场枪毙。当时刑场设在玉祥门外，行刑的队伍前面有四五名号兵引队，然后是人力车拉的汉奸，监斩官骑马随后，末尾是行刑的卫队。

　　背井离乡

　　1937年日机轰炸西安时，因主要在郊外人烟稀少处，少有伤人现象，市民还曾追着看飞机。1937年12月1日《西京日报》一篇报道称：“仍有少数人，往往于紧急警报后，竟然任意在街行走，不受管制人员之管制，或高登屋顶，仰首观望者……”

　　然而到了1938年11月，日机连续轰炸城内人烟稠密区，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人们开始惊慌，纷纷到外地避难。

　　马培亮老人说，起初日本飞机来时，人们还像看稀罕一样看。日本飞机飞得很低，机身下的“红坨坨”（日本国旗）都能看见。1938年11月23日遭到日机轰炸后，人们纷纷到外地躲难。当天晚上，他们家就收拾行李，次日凌晨，他们第一个赶到西门，当时天还没有亮，城门也没有开，马培亮就靠着大门闩等。到天刚亮时，西门里已经有许多人等着逃难。人们迫不及待地一起拉开了闩西门的木杠，像水流一样蜂拥而出。他们家到了木塔寨。

　　马凤珍老人说，轰炸当天，他们家就逃出了南门，在黄雁村找到一个马圈，铺上麦秸，将就住下。当时她的大姐有身孕，在马圈住了两天就生了。由于惊吓，缺乏营养，环境差，大姐生育后一直身体虚弱、患病，20多天后，丢下未满月的儿子，与世长辞。他们家后来又到甘肃平凉一个叫善家沟的村庄避难，结果平凉也遭到日本飞机轰炸，震得窑洞窗户响。他们在平凉艰难度过一两年后回到西安，日本飞机轰炸又厉害了，他们又在东郊田家湾住了一两年。

　　鉴于当时西安防空能力有限，地方政府也号召人们疏散到外地。《抗战期间日本飞机轰炸陕西实录》载，据当时省会警察局于1941年5月28日估计，到次月20日，全市三分之一人口能疏散到附近农村或外地。

　　警报响后

　　家住西羊市的77岁老人米玉莲说，到外地躲难，得需要钱，没钱的人，只能在城里呆着。就是有钱人，也只是把老人、妇女、孩子送到外地，

　　男人还要在城里做买卖养活全家。在城里就要跑警报。日本飞机来了，担心日机听见声音，就是把娃闷的不行了，也不敢让娃哭。大家随时准备跑警报，衣服挂在门闩上，钥匙随身带着，警报一响，拎起衣服就跑。有时一天跑四五趟。他们经常到小北门外躲警报，但过铁路桥要上下坡，她的母亲缠小脚跑不动，只能躲在城墙洞里。日机夜间相对来轰炸的少，后来妇女嫌跑来跑去麻烦，白天就在城墙边纳鞋底、缝补衣服，有了警报就钻进防空洞，到天快黑回家。那时生活非常艰苦，买炭、面都是称几斤，有句话叫“斤斤面、簸箕炭”。就是做面食生意的，一次也只称一两公斤面，卖了钱，第二天才给人家农民面粉钱。

　　马凤珍老人说，那时害怕的很，有的人跑警报，急得把被子里裹的娃掉了都不知道。日本鬼子把人整扎咧。

　　宋世保老人说，当时他家住在西八路东口，离火车站近，日机多次去轰炸。由于祖母双目失明，父亲在院子里的南墙下挖了能容一人的防空坑，专供祖母使用。每次警报响了，先安排好祖母，然后再往中正门两边的城墙洞里钻。有一次警报响后，宋世保的母亲有事没有来得及跑，结果一颗炸弹落在隔壁房上，他们家的房屋也被炸塌，母亲被埋在里面。后抢救出来，没有大的外伤，但母亲的精神受到刺激，从此只要听到飞机声，就大小便失禁。为了躲避城市里的飞机声，上世纪50年代他和父亲一起回了河南农村老家。

　　因起初防空设施不足，城门洞、钟楼、鼓楼，都成为人们躲避的地方。市档案馆有份1939年4月17日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工程处给陕西全省防空司令部的公函，内称：“查日来本市迭受敌机扰乱，关于防空设置力求完善。加固公共地下室，开辟城墙窑洞，既由贵部主持进行，不久当可兴修。兹查各城门洞及方城墙下，似可利用，加固小规模防空洞。钟楼下，亦可设法将四门洞口用短墙或沙包堆掩，洞道加柱，即可成极好防空处。鼓楼亦可照城门洞加固小洞办法。如是所费工无几，而收效颇大……”

　　然而，不久，鼓楼就被日机炸伤。1939年9月9日，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训令令字第156号文称：“鼓楼、钟楼为本市名胜古迹，鼓楼屋顶前被轰炸，钟楼四周扶板污朽，亟应修理……”

　　据《西安市志》记载，1937年以前，西安城区仅东厅门、甜水门、大莲花池、桥梓口有地下室四处，共可容纳160人，日机轰炸西安后，西安当局和广大民众被迫加紧构筑防空避难室、防空土壕、防空地下室等设施。1942年底，西安市区已有军事堡垒8个，大小各类地下室2428个，防空壕2100处，城墙防空洞732个，郊外防空壕总长35515米，防空坑2191个，全市防空工事总面积达14.9万平方米，可容纳29.8万人（当时西安市区人口20万左右）。为方便城内居民及时向城外疏散，当局还在城墙四周打开豁口数个。

　　击落日机

　　根据《西安市志》载，1937年11月27日成立了西安防空司令部，1938年6月1日，陕西全省防空司令部成立。同年10月组建西安防空情报所。1939年7月，省、市防空司令部以西安为中心，沿陇海铁路和渭河流域，在方圆150至200公里范围内，设立防空情报监视队队部50个，对空监视哨所81个。省防空司令部在遭空袭之前及时使用警报器、警钟、汽笛、警报旗、警报气球（灯）等工具，发出空袭预备警报和紧急警报。

　　尽管能及时报警，但西安反击敌机能力很弱，据暴德毅、冯振华等老人们反映，当时在城墙上、含元殿、火车站附近，零星布置了一些高射炮，每处只有一两座，而且从不迎面射击日机，等日机飞过头顶，才从后面射击。有人推测是怕提前射击，被日机发现，受到攻击。

　　在抗日战争的最后几年，西安驻军才多次击落日机。

　　1994年出版的《蓝田县志》载：1943年“春，日军一架飞机坠毁于冯家村，飞行员跳伞着陆后自杀。”

　　蓝田县73岁的老人罗静远说，当时他正在氵曳湖小学上学，日机飞行员的尸体被群众用耱抬到镇上。后又送到县城。

　　记者找到一份1944年9月23日“西安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代电（空总字第29号）”有以下内容：“本年九月二十一日上午（应为凌晨）三时十五分，敌机三架侵入市空，在西郊外投弹四枚，并无损失。又五时十分，敌机二架侵入市空机场。我机当起飞迎敌。有四九号我机一架，因机件发生障碍，油箱起火，致被燃烧同时，空中我机四架，随将敌机一架当场击落，人机俱毁。余机一架逸去。……”

　　这次击落日机当日，《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就作了报道：

　　（本报访讯）据某某航空站消息：今晨拂晓，敌机数架，由晋窜入我市上空，我机英勇迎击，当即发生空战，被我击落一架，残骸坠落本市西郊云。

　　次日，该报又作了详细报道。

　　一个月后，又一架日机被击落。1987年出版的《户县志》载：1944年“秋，一天下午，日本侵华飞机一架被击伤，在县城东南小丰村附近坠落。”

　　《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当年10月31日对此作了报道。

　　据杨清源回忆，后有日机残骸被运到“民众教育馆”展览。猖狂的日寇飞机也有如此下场，人们非常开心，观者如云。

　　义务救援

　　日机轰炸西安，造成大量伤亡。当时西安成立有赈济组织，给予救助。

　　记者从省档案馆查到当时一救济办法：“凡被炸死亡者，应立即报殓掩埋，不得逾次日，伤者立即送医院医疗。所需费用，悉在空袭紧急救济费内开交。……被炸死亡者，得按每名发给抚恤费国币叁拾元……凡受重伤者，得按（每）名发给赈济费贰拾元……受轻伤者，得按（每）名发给拾元……关于房屋被炸赈济办法，除别有规定外，其贫困之难民全毁者，每户发给叁拾元，炸毁一幢者贰拾元，震塌者拾元……”

　　这些救助非常的少，不能根本解决受害者问题。令人感动的是市民组织起来，冒着飞机空袭的危险，义务救助被炸人员。

　　西安不垮

　　西安，这一具有1000多年建都历史的古城，在民国时期仍为西北重镇，系西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而且被民国政府定为陪都。在抗战时期，成为支援抗日前线最有力的后方，被人们誉为“前方的后方，后方的前方”。正因如此，成为日本最恨的地方，也成为西北受到日本飞机轰炸最严重的地方。

　　日机越轰炸，市民们抗击日寇的决心越大。

　　为了抗击日机的轰炸，市民们出钱出力。当时，我市市民还积极捐款参加“一元捐机”活动。记者从西安市档案馆看到陕西省立高级中学1941年10月7日和20日“青年教师号飞机”捐款单，一张为134元，一张为1184元。还有一份，是全校595名师生为“青年教师号”飞机的1190元捐款清单。另有一张为该校学生1942年4月17日为“陕西教育号飞机”的611元捐款单。

　　此外，市民节俭生活开支，为前线捐钱、捐物。我市各县为抗日前线筹备了大量军粮、车马。

　　国仇家恨

　　西北大学历史学教授张永禄说，他当年学历史，就是要记住日寇欠下的血债。前面提到的1938年11月18日被日本飞机炸死的战时行政人员训练班成员张寿芝，就是他的父亲。当时他们家住南油巷19号。父亲是当年10月29日去参加训练班的，不到20天就遇害了。那时他才两岁，弟弟刚过百天。由于爷爷、奶奶身体不好，支撑一家十几口人生活的重担一下都落在大伯身上，劳累加上忧伤，大伯在一年后就病故了。从

　　此，家里除了妇女，不是老的，就是小的，陷入极端困境。为了生活，家里装了一个磨子，给人家磨面。因没有劳力，母亲起早贪黑磨面，在张永禄10岁，就累得得了肺病去世。张永禄靠年迈的祖父母拉扯大。由于家境贫困，1950年张永禄小学毕业后，就到一私人的皮货店学徒。到1952年生活好起来，他才又去上学。为了记住日寇的罪行，张永禄决心学历史。当时他的一个从事医务工作的亲戚说，如果他去学医，就供他上大学。但张永禄决心已定，最终考上了西北大学历史系。至今，张永禄还保留着父亲的灵位牌……

　　记者采访中，得到了西安市档案馆、省档案馆等单位和省人防办退休干部肖银章、市地方志干部王民权等人的大力支持。他们说，声讨当年日寇轰炸西安的罪行，当然要支持。西安市档案馆保管利用处副处长赵勇说，市档案馆藏有大量日本轰炸西安的罪证资料，一定要让全市人都知道。

　　家住大莲花池街的铁志平听说记者要采写庆祝抗日胜利60周年的稿件，放下手中的生意，领记者到处寻找当年的老人。

　　肖银章告诉记者，1995年省上有关单位举办一个抗战50周年的展览，竟然没有一点日本轰炸陕西的资料，而且许多年轻人不知道陕西曾被日寇飞机轰炸过，以为日本没有过潼关，就没有在陕西欠下血债。为了让陕西人世世代代记住日寇的罪行，他从重庆、北京等地收集到大量民国时期有关日机轰炸陕西的资料，编写了《抗战期间日本飞机轰炸陕西实录》一书。

　　75岁的马世恂老人说，日本轰炸西安，这是血泪仇，让人不能不痛恨的事，但日本极右势力竟然不认账。我们不能忘记这一深仇大恨，避免再发生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