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集粹：刘翔输了，脸上怎会带着笑容？

　　中国青年报：儒雅些，还是直白些？

　　现在，在我们一向认为是儒雅之地的大学里，学生们可以谈恋爱，当然也可以结婚了。结婚，也就意味着可以生孩子———广东省教育厅颁布了新的规定，如果女大学生怀孕生子，将可以获得一年的产假。大学生这个概念终于和社会上其他人拉平了，没有谁因为是“天之骄子”而受到不同的待遇。食色性也，儒雅不能当日子过。

　　中华工商时报：是“刁民”耍赖还是公民觉醒

　　近年来，由公民个人提起的各种诉讼越来越多，尤其是公民提起的对政府机关的诉讼更引人注目。如北京政法大学硕士郝劲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口气与北京铁路分局和北京地铁公司等单位打了六场官司，“告状”的理由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前不久因为被罚款10000多元的杜宝良，一怒而将北京交管局告上法庭；因为三轮车被没收，以蹬三轮车为生的吕福山将西安交警告上法庭，一审再审经过5年，吕福山终于胜诉。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相关的报道和评论中，我们经常看到这些公民被冠以“刁民”的头衔

　　中国青年报：爱心正遭遇教育苦难的过度开发

　　沉重的教育苦难，在政府救助体系尚不完善的现实中，常常指向了社会爱心的救助———每一个苦难报道的背后，都会有类似“伸出援助之手”、“人人都献出一点爱”的爱心呼唤———层出不穷的苦难出现，就有着层出不穷的“爱心呼唤”，社会爱心正遭遇着教育苦难的过度开发，这种过度开发对社会生态的破坏是巨大的。“献爱心”本来是一种主动、自愿、愉悦的利他行为，一个人通过主动献爱心，在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也能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社会也因此而和谐。

　　解放日报：8·15”：牢记历史 拒绝暧昧

　　又到8月15日，这是二战结束60年后的“8·15”，也是全世界瞩目的“8·15”。但愿日本某些政客能够认清形势，摆脱60年来的“暧昧”而直面历史，惟此，才不失纪念“8·15”的真义。

　　青年报：如何看待一个公安局长的贫困

　　为什么普通的社会公民可以贫困，而官员就不准贫困呢？倘若把政府官员或公务员还原成一个普通公民，他的贫困就和其他人的贫困并无二致，都是社会的真实映照。因此，“公安局长也会贫困”的疑问潜藏了这样的逻辑，公安局长“有权有势”，不受监督的权力恰能导致腐败，结合一段时间以来公安队伍中频出“害群之马”，公安局长的“脱贫致富”被认为是比较容易，他们的贫困这才成了新闻。正是这种简单而粗暴的思维，导致了人们把贫困公安局长当成了另类来看待。

　　齐鲁晚报：3亿元“摆平”矿难，底气何来

　　值得欣喜的是，这次曾云高打错了算盘，算错了账。他用3亿元“摆平”事故的“妙计”不但无法实施，而且将要受到法律的严惩。但曾云高的“摆平”策略让人深思。人们不禁要问：当今社会里的“曾云高们”到底“摆平”了多少事故？“摆平”了多少政府官员？曾云高的这个“摆平”行为，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这的确是一件值得警觉的事。

　　广州日报：“加油”成“扑油”节约上心头

　　建设节约型社会，促进可持续发展，为什么会在有些地方成了“说说重要、做做次要、轮到自己根本不要”？说到底，便是往往缺乏一种类似“扑油”的由“荒”变“慌”的现实感受和触动。譬如有的地方电力紧张已成常态，但电力浪费也成常态。全民节约意识再不深入培植，呼吁中的“你有责任，你有利益，你能作为！”对某些人来说，不到“扑”的一刻，也许永远不会与“我”扯上关系！

　　新京报：“超女”的意义何在？

　　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发掘“超级女声”之“意义”的工作也正在进行中。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当中，有几位是我的朋友。据我所知，他们都是非常严肃的人，这一次也不例外。比如说，有一位仁兄认为，“超级女声”作为一种广泛参与的社会活动，粉丝们对大赛的参与包括发表意见，表达自我，以及要求公正、透明的规则。在大赛的各个阶段，他们已经极其重要到决定了比赛的进程，这体现了权力、权威与公众意愿之间的抗衡与妥协，是公民社会自发秩序形成的代表性事件。另一位仁兄则认为，“超级女声”的短信投票平台是一种民主实践，由于参与者大多是年轻人，此种参与行为将培养他们的民主意识和行为习惯。

　　当代生活报：“满汉全席”传出了阵阵馊味

　　我想，我们没有必要再重复什么“这20万元如果捐给贫困地区，可以让多少孩子完成上学之梦”之类的假设了，因为仅仅在最近，我们便已经耳闻目睹了很多这类壮举，比如把啤酒节办成泼酒节，又如刚刚被舆论砸死在腹中的啤酒喷泉等。这说明，我们不仅仅需要拷问某一次摆阔，我们更需要拷问喜欢排场、喜欢夸耀的“传统习惯”。

　　新京报：对待艾滋孤儿过分关爱是种伤害

　　社会民众关注艾滋孤儿是出于善良的本意，出于对孤儿的关心和爱护。正因为如此，“爱心家庭”的真诚付出值得我们每个人去肯定和学习。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过多的关注和关爱在无形中会放大了孩子们的不幸，有时候甚至会有意或无意地把他们不愿示人的不幸遭遇放置在大众的面前。随着夏令营活动的开展，媒体的闪光灯、公众的目光都投向他们这个特殊的群体，甚至聚焦到一个特殊的个体，比如，濮存昕带回家的“小瑜”。事实上，对于这些孤儿来说，这就是一种歧视和伤害，因为我们无意当中给他们贴上了“艾滋孤儿”这个特殊的标签。

　　广州日报：如何与高收入者公平地分割蛋糕

　　在许多国家，税收杠杆是对高收入者“限高”的重要工具。但税收杠杆也不外乎几个，一是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二是征收遗产税和赠与税。但前者因为征收标准20多年没有调整，工薪阶层成为个人所得税的大军，让这一政策已经“失灵”。后者又因为缺乏个人财产继承、赠与和转让的法规，以及个人财产登记和收入申报等而无法开征。这样对高收入者的“限高”，在实际操作中就落空了。

　　南国早报：昔日流浪汉今天成经理，原因何在

　　帮助流浪人员找工作，郑州这种救助办法是种更科学、更人性化的救助管理方法。和以往的“输血式”救助相比，它能够避免出现“乞讨——救助——再乞讨——再救助”的怪圈。这样的救助模式，真可谓“造血式”救助。“输血式”救助和“造血式”救助虽然只一字之差，但其内涵是截然不同的。“输血式”救助，被救助者更多的是一种被动接受。而“造血式”救助，则强调被救助者的主观能动性，着眼于在救助站的帮助下，被救助者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实现自我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