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柠：我无法成为农民的代言人

　　出版新作《土地的黄昏———乡村经验的微观权力分析》，称这是针对文化人的“理智之书”

　　文学评论家、文化学者张柠最近推出了新作《土地的黄昏———乡村经验的微观权力分析》。本书试图结合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方法，对中国乡村经验及其微观权力形态进行文化分析。书中的研究对象涉及农村文化的各个方面，乡村时空哲学、农民心态分析等

　　■人物

　　张柠文学评论家、文化学者、国家一级作家。任职于广东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北京师范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著有《叙事的智慧》、《史比历史更永久》、《飞翔的蝙蝠》、《时尚鬣犬》、《文化的病症》、《没有乌托邦的言辞》等。

　　《土地的黄昏》试图用跨学科的方法来研究当代中国乡村经验。

　　从都市文化转向研究乡村经验并不突然

　　新京报：你的研究领域一直是当代文学和都市大众文化，为什么突然转向乡村经验研究？

　　张柠：这种转向其实也不突然。这本《土地的黄昏———乡村经验的微观权力分析》，是去年出版的《文化的病症———中国（都市）经验研究》一书的姊妹篇，都是试图用一种跨学科的方法来研究、阐释当代中国经验。对于动态对象（流行文化、当代文学），应该注重表达和批判的有效性。对于静态的对象（历史经验、乡土经验），应该注重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因此，研究方法有时比研究对象更重要。

　　新京报：如果按照学科分类，很难把你的这本书清晰地划分，这是你事先制定的写作策略？

　　张柠：打破传统学科界限，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冲动之一。面对一个事物（新的或旧的），如果要让它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就势必要打破传统学科界限，运用新的阐释方法。这不是什么“策略”。

　　这本书关注的是“旧事物”：乡村经验。但我试图用一种新的方法来研究、阐释它。我曾经有过“乡村经验”（实际上是“经历”）。现在通过重新研究和阐释，我得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经验”（也就是“知识”）。这是我从乡村现象和农民实践的“发生学”和“分类学”角度，重新审视它、编织它的结果。

　　分析具体事物，解放被压抑的农民“冲动”

　　新京报：在文体、语言上，似乎你在这本书里也在有意创新，是写作本身需要？

　　张柠：我没有“有意创新”，一向都这样写作和表达，只不过以前没有用二十多万字研究同一主题。我喜欢用那种单纯的“主谓宾”结构的简短句子，是为了追求准确和清晰，实际上就是给一系列耳熟能详的事物重新命名———比如，“农民是和自然物打交道的人，市民是和人工物打交道的人。农民是用身体与自然进行能量交换的人。农具是能量交换的工具。”新命名方式是新分类学的雏形。

　　新京报：农耕文明的衰落已经很明显了，可能还将继续。

　　你的研究是否可以看作文化人对“家园”意象的复杂心情？

　　张柠：“家园”是浪漫主义诗人喜欢的词。谁有“家园”呢？人从子宫里出来才发现，外面非常糟糕，可是回不去了。但返回的冲动却无法泯灭。对“土地”意象的关注，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返回“农耕文明”。返回土地的欲望也就是一种“死亡”的冲动。这对“现代性”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但直接表达这种冲动的恰恰不是农民，而是现代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农民的“冲动”被各种宏观权力和秩序压抑到潜意识领域，并且隐藏在各种实践行为和微观权力形态之中。解放这些“冲动”需要理性的解析———将每一个行为，乃至每一个器物的使用惯例，放到发生学层面重新讨论。

　　“三农”问题用数据说话，我用“经验”说话

　　新京报：近年来，“三农”问题成了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你这本书与“三农”问题研究有何区别？

　　张柠：我关注的是农民之所以成为“农民”的“唯物主义”研究。比如工具、器物、食物给予他们的限定；比如独特的时间和空间体验对实践行为的支配；比如肉体对自然节奏和生产节奏的依顺，对婚姻、性和死亡的态度，乡村秩序和权力的物质基础等等。“三农”问题用“数据”说话，我用“经验”说话。

　　数据分析指向政治经济学，使农民能尽快融入全球化进程。经验分析指向知识或理性，是一种新的知识再生产。

　　新京报：文化人心中的土地和农民心中的土地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概念。作为从乡村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张柠：农民最讨厌两件事：第一、直接支付现金。他们问：“东西怎么卖？”不是在问价钱，而是问能不能赊账。

　　如果要现金，他们会犹豫，他们习惯用体力这种特殊“货币”支付。第二、别人成为他们的代言人，比如干部或文化人，干部是强行代言，文化人是间接代言。当干部和文化人发生矛盾时，农民和土地经常会成为他们的子弹。

　　文化人的“土地”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为了显得貌似具体，他们会说“土地啊，母亲１对于农民来说，土地不能是母亲，只能是土地，是泥土、庄稼、杂草、房屋、墓地。母亲可能会改嫁、衰老、死亡，土地不允许这样。

　　土地由一系列非常具体的物件或意象构成，我在书中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我试图用这些具体意象瓦解那种抽象概念。并用发生学和分类学重新排序。但我无法成为农民的代言人。我说我要“写一本充满感情的理智之书”，不是针对农民，更不是针对国家，而是针对文化人。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