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眼】季羡林与杨振宁，“大师”的黄昏

　　【前言】关于大师的两个新闻最近成为热点。一个是由葛剑雄教授的文章《季羡林先生是“国学”大师吗？》引起的，核心问题是：改不改把“国学大师”这样的帽子给季老；另一个是由杨振宁教授一句“中国的大学办得非常成功”引起的，核心问题是科学家在专业领域之外发言要不要科学精神。

　　人们一向尊重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当作社会的良心。可是，面对“国学大师”这样

　　除了季羡林，还有谁不是国学大师？

　　那天去采访，遇到一个实习生记者，聊了几句，开始管我叫前辈。虽然我还没有那么老，可听起来还是很受用。我的意思不是说受到恭维了才受用，而是这称谓：前辈。估计是她从韩剧里看到的。这比起在许多编辑单位滥用的“老师”强上百倍。

　　由此想到称谓的滥用。8月14日，葛剑雄教授发表文章说“季羡林先生是‘国学’大师吗？”，提出媒体称季先生为“文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比国学大师更恰当，引起不少人反对。可看看双方的论据，还说葛教授的有理。称谓的问题不是一个学术的问题，不是非得专家才能发表意见。要称得上“国学大师”，至少得用传统方法研究传统学问，这里的学也只能是“学问”而不是“学科”或者“科学”。这样，研究中国传统学问甚少、方法也并不“传统”的季羡林不是国学大师就是理所应当的了。

　　称某人是“国学大师”一方面尊敬的是人，另一方面怀念的是中国文化。可是，这样的词儿用的多了，甚至只要某个老先生学问够大，活的岁数也够大，恨不得迫不及待的把“国学大师”的帽子往人家头上戴，似乎这样才足够尊重。岂不知，某个词汇用滥了，就渐渐变得滑稽，失去了本初的严肃性。

　　这样的例子不止在季羡林一个人身上发生。真要命，国学大师如果是个荣誉称号，也得看看接受荣誉者的工作内容吧？把一个种瓜大王的名头赠给水稻专家，是不是有点驴唇不对马嘴呀？

　　张岱年和启功在生前身后都曾经被叫做国学大师。偶一听，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可不吗，一个研究中国哲学，一个研究诗词书画汉语，都活了九十多岁，在学界的口碑都相当不错，配的上是国学大师。可细细一看，张岱年研究中国哲学没错，可是研究出来的成果多以唯物唯心为准绳，根本不是传统的方法；启功呢？诗书画三绝，也做过语言的研究，可跟国学还是有点距离吧？而且所谓鉴定大家、书画大家的启功，也从来不以国学研究为主业呀？怎么就成国学大师了呢？

　　正如葛剑雄教授说的：“几十年来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刮风跟风。像“国学”，我们这些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人，从小得到的教育是“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到了“文革”期间更是当成三大恶源（“封资修”之“封”）之一，清之、避之犹恐不及。但到了政府重视传统文化，倡导国学时，又什么学问都要贴上“国学”标签，只要沾上点边就自称或互称“国学”。像首先称季先生为“国学大师”的人，十之八九算得上“国学师”或“国学生”了，如果寿长些，说不定也能当上“大师”。果然没有几年，有人已以“大师”自居，更不用说围着他转的人已经用“国学大师”代替他的名字了。”

　　原来，赠人国学大师的称号，是为了自己有一天也能享受同样的吹捧。

　　诺奖得主的科学精神问题

　　说完了国学大师，再来回顾一下物理学大师的新闻。据新华社的报道，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14日在乌鲁木齐表示“从教育年轻人的角度讲，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非常成功。”也是引来一片批判之声。

　　杨振宁的论据不过是：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基础扎实。“当问起何为“正弦、余弦”时，美国学生与中国学生都会回答；但问及何为“三角方程式”时，中国学生会脱口而出，而美国学生则不知所云。这说明中国对学生的中学时代基础教育是成功的。”正像有的网友说的，本科的基础扎实，只能归功于高中的训练好，要表扬也得说中国的高中教育非常成功，跟大学没什么关系。

　　我同意这个说法。杨振宁是物理学家，在物理学领域发言肯定是有科学精神的，而且还相当有分量。不过，在他的专长之外，估计也只能说个大概，没什么权威性。可是，脱开物理学发言，就和每个普通百姓的街谈巷议没啥区别了。硬要说区别，也还是有的。普通百姓亲身经历中国教育改革的痛苦，说出来的意见不会太离谱，而杨振宁的话则让人怎么也难以和高校存在的种种问题联系起来，简直像唱赞歌。你非得说唱赞歌的杨振宁也是有科学精神的，估计打假斗士们很快就要找你了。

　　类似这一次专家在非专业领域发言，而且说错话的现象早已有之。像去年底的时候，天文学家发言说：寡妇年没根据，结婚日期可自由选择。人们相信寡妇年的传言，是一种社会现象，非得反倒社会整体，再考虑人的心理特点等细节，才能解释清楚。可出来发言的偏偏不是社会学家或者心理学家，而是天文学家，这只能说学者有点迂腐了。

　　还有一次，在一个科普论坛上，中科院的学者发布了中国人迷信情况报告，说国人的科学素养依然很低。

　　按照这个标准，完成报告的专家们在某种程度上说也可以算是没有科学素养，原因有二：首先，他们使用了没有经过研究和思考的词汇——迷信。因为迷信是一个日常语汇，但不是一个技术词汇，也就是说不能用在科学的说明和推理当中。

　　其次，这些专家都是自然科学家，可是他们在谈论根本不属于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事情，调查也根本不是自然科学的调查，那彻彻底底的是一项社会学调查，至少是社会调查。自然科学家们以外行的身份进行调查，并使用“迷信”这样根本不科学的词汇来解释调查数据，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奇观。所以，众网友对这个调查结果的猛烈抨击也就是题中应有之意了。不过有一个调查结果还是能成立的：国人的科学素养很低。你想，连受过科学训练的人都分不清什么叫科学研究、什么叫业余爱好。把玩儿票性质的调查，正儿八经的当科学研究报告来发表，从学术上说是研究不准确，从态度上说是不严肃、不严谨。

　　所以，对比于“专家之言”，我们更期待“专业之言”，不管发言者是诺奖得主还是普通职员，是医生还是工人，农民还是学生。只有那些足够专业的意见和建议才能对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有所裨益。否则，出于对科学家身份习惯性地尊重，却忽视了他们发言的业余性质，只能引起无聊的口水大战。雨过天晴，什么有价值的结论和认识也没有留下。

　　“大师”的黄昏

　　季羡林因为对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和身体力行，杨振宁因为在理论物理领域的杰出贡献，广为人们所尊重。他们的各自的研究领域都是出类拔萃的，严谨，求实，这些都毋庸质疑。可是，当他们离开专业领域发言的时候，因为其名人的身份，说的离谱了，同意也广为人们所诟病。比如，季羡林曾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不知道有什么学理根据；而杨振宁这次的“中国大学很成功”遭到许多还没有失去常识的人坚决反驳，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对于季羡林来说，“国学大师”这样的不虞之誉还是不要的好；对于杨振宁来说，批评他在非专业领域发言也要讲求科学精神，大概不算是求全之毁吧？两位先生都已经到了人生的暮年，祝福他们严谨的精神可别也进入暮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