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日集粹：余斌熟悉的办案流程是怎么回事

　　企业具有“野性”，就是要具有自身对竞争环境的独立见解，而不是凭企业生存发展的一般惯性作为。换句话说，企业必须围绕自身发展的主业，对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产业成长发展的一般规律、技术进步的一般规律、消费者行为的一般规律有清醒的认识，对中国经济双重转轨的特点、中国经济成长特点、中国经济二元结构的特点、中国消费者心理行为演变特点有清醒的认识，而不是简单地照抄别人、照抄西方。从而使自己的经营方式摆脱惯性困扰，从传统的战术性经营转变为战略性经营、从传统的适应性生存转变为创新性生存。

　　有一种误解，把“国学大师”当成了一个书橱，以为某某学富五车就是“大师”了。其实非也。往往与此相反，从事“国学”者最需要的是“专”而不是“博”，因为在某一局部用力太多而无暇“博览群书”，以至显得学问并不怎么好。其实“学富五车”而没有“研究”，或者只是在运用上得心应手，都与“国学”无关———“国学大师”往往与“文学大师”不可兼得，甚至“国学大师”在文学上还表现得相当低能，自宋代以来，真正的“国学大师”鲜有诗文脍炙人口，正因为“国学”乃“学术”之“学”，非运用之学。“国学”谁配称“大师”？在如今“大师”泛滥成灾的时代，似乎谁都可称“国学大师”启功先生书法名家，一死之后，国人就赶紧以“国学大师”相谥，但书法之学并非“国学”，也许可以归于“当代大儒”蒋庆所谓的“国学”之内，但绝非“国学大师”之“国学”。

　　旧时中状元意味着光耀门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旧时的科举制也被看做是普通人向统治阶层过渡的惟一道路。而在现代教育中,教育的功能更多地体现为社会服务和知识创新等现实功能。对受教育者来讲,中学的基础教育其要义在于掌握基础的谋生常识、形成相对有价值的知识体系,即便是考上大学或者考中状元,也只是意味着进入到了精英教育的阶段,并非是像旧时的功成名就。因而从功能上来讲,现代教育早已不再需要旧式的“状元思维”。

　　中国青年报：财富成为杀人武器说明了什么？

　　雇凶杀人是国内出现的新型犯罪方式，其手段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一般情况下，法律上对此类案件中的授意者、教唆者、组织者均认定为主犯。但司法实践中，因为雇凶者的犯罪行为极具隐蔽性、秘密性，警方在取证调查上存在相当大的难度。正因此，才更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中华工商时报：“×改”为何屡屡不成功

　　“三错”改革，岂止是电改！一段时间以来，“×改不成功”或“×改失败”的句式，公众听得耳朵都起了茧。房、教、医三项改革更被“好事者”编成各种不同版本、戏谑味十足的顺口溜，比如“房改是让百姓把腰包掏空、教改是把家中二老逼疯、医改是提前给你送终”。如今“电改”是不是也可以充实进去：“电改就是让百姓重新去点煤油灯”？

　　潇湘晨报：余振东“当庭言谢”给我们的提醒

　　余振东一案是我国政府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中美关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后，首个贪污外逃人员被从国外押解回国的案例。其归国受审，也被看作是我国通过对外司法协作打击外逃贪官取得的“重大突破”。然而，余振东受审时“当庭言谢”也提醒了我们，在余案中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其负面效应也不容小觑。只有建立起防止腐败的制度体系、把贪官解决在国门之内才是根本之策。

　　这个悲剧的过程并不复杂。如果家属多带了100多元钱，或许郑铿弟的生命得到了挽救；如果家属的哭求打动了值班医生，或许郑铿弟的生命也得到了挽救；如果有关医务人员真的参照了医院的相关规定，或许郑铿弟的生命也得到了挽救……这样的“如果”显然已经没有意义。

　　齐鲁晚报：给男人的目光一个安全落点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说，在欧美发达国家，如果男士被一名衣着特别暴露的女士控告强奸，那么被告的律师一定会把女士的着装暴露作为辩护的关键所在。在这些国家，法律明确规定了女性在性侵害中所负有的责任，男性也可以直接控告女性对其生理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南国早报：曾宪梓“打包”与600亿元打水漂

　　与曾宪梓“打包”恰恰相反的是，全国一年在餐桌上的浪费就高达600亿元，如此天文数字的浪费着实让人痛心。或许餐桌上有剩菜又舍不得“打包”，只能白白倒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招待客人，觉得不是大鱼大肉，不将桌子堆得满满的不足以显示热情，而倘若将剩菜“打包”更是掉面子。实际上这就是摆阔，因为死要面子而铺张浪费，结果不仅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也丢了面子。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已经享有很多这样的“自由选择”，例如可以自由地选择消磨闲暇、假日的方式，自由地点菜，自由地在饭桌上交流一些段子，自由地选择电视频道，自由地跳槽，自由地在家里做膀爷等等。这种私域中的自由比比皆是，乃至在一定程度上麻醉了我们的感觉。又如在新加坡这个岛国，Shopping有着广泛的社会救济功能，一个市民为了庆贺什么会去购物，为了宣泄郁闷也会去购物，在超市购物时那种“自由选择”的满足感会让高兴者更加高兴，让郁闷者也享受到一种轻度的被麻醉感。

　　新京报：“环京津贫困带”昭示了什么

　　因此，要解决“环京津贫困带”问题，其实关键还不仅在于创建什么“生态示范区域”的事情，而更根本的在于紧紧抓住“十一五”规划的难得契机，立足全国区域经济整体格局，从长期战略发展高度全面规划包括京津冀北地区在内的大首都经济圈，尽快确立首都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框架和合作机制，在区域经济合作、区域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区域生态环境维护和区域文化旅游圈合作等方面，积极推动首都大区域城市间的规划联动、市场联动和政策法规联动，建立区域合作磋商机制、经济合作交流机制和共同发展机制，以促进首都大区域整体联动协调发展。

　　中国经济时报：多少冤魂才写成矿主发家史

　　充满血腥的矿难，胆大包天的隐瞒，言行背离的“公仆”，无数次摆在我们面前的铁证，说明矿难不是天灾，是人祸。矿难频发，就是因为“黑心矿主”用矿工的生命来写他们的“发家史”，就因为腐败官员充当了非法生产的“保护伞”。所以，没有行之有效的制度管理，没有严格的执法保障，矿难频发的“黑洞”就根本无法堵住。

　　中华工商时报：这串数据能否说明教改失败？

　　怎样让教改走向成功，看得出教育部的不少人也为这事着急，一个显见的例证就是教育部在不断地出台各种的文件和措施，应对这一难题。但这些措施和文件，更多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至今没有觅得真正的解铃之道。教改，真的就这样难吗？想想教改之前，国人对教育收费是否有过这样多的抱怨，教育部的官员就应该想到，时下的这般教改是失败的，发扬原有教育体制好的方面，让公众不再声声抱怨教育高收费，让所有的大学生都能从容地就学，就是最好最省事的教改！

　　中国青年报：安琦门VS科比门，有啥不同

　　与科比案相比，安琦的行为似乎更容易定性，因为警方有现场资料，所以安琦很可能面临和科比一样严重的指控———从科比案看到，司法部门这样做，无论在物质、时间、效率上，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但是，正是这样一个个“成本昂贵”的案件，构成了一个发达国家良好的法治基础。

　　中国青年报：余斌熟悉的办案流程是怎么回事

　　“我太熟悉办案流程了，只要我不说，是很难查出来的。”———这是余斌对记者说的话。这话，乍一看，很寻常，细细品，很有嚼头。“只要我不说，就很难查出来。”这等表白一般人恐怕不会相信，善良的人们总是坚信“若要人不知，除非己不为”之类的道理，你收了别人的贿赂，有时间，有地点，有人证（行贿者），怎么查不出来？难道你能把“有”化成“无”？有道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伸出的手，一半还攥在人家那里，你能抵赖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