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拒绝“大树底下不长草”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就在与发达的现代化大都市京津相距不到100公里的河北省若干地区，生活着上百万贫困人口。这种贫困，与人们生活的那个地区的自然环境、资源禀赋有很大关系。不过，对决策者来说，需要反思的是，制度因素究竟是强化了城市与乡村在环境与资源方面的差距，还是缩小了这种差距？

　　首先可以说，这样的差距，不止存在于北京、天津与河北张家口、承德地区之间，

　　在法国的历史中出现过类似现象，就是巴黎曾吞噬了外剩巴黎从外省抽走了具有才能的一切人，巴黎也成为法国的工业中心、金融中心、艺术中心、时尚中心等。托克维尔解释说，出现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与资源由国家自上而下分配的体制有密切关系。

　　在中国，省会城市“吞噬”其他市县的能力很强，几个大都市的“吞噬能力”则超强。这同样与资源的分配体制有关。最重要的资源，是由政府掌控的，而政府基于现代化赶超战略，在分配资源时，通常会片面地遵循效率原则。城市由于人员、知识、信息高度集中，其效率远远高于乡村，因而，政府自然将大多数资源投入城市。

　　政府甚至会让乡村补贴城市。明的补贴就是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将农村的剩余转移到城市。今天，这种补贴则是隐性的，即为了确保城市拥有较好的自然环境，限制大城市周围乡村的发展。

　　环京津贫困带就为两大都市提供了大量隐性补贴。

　　因为这些地区是京津冀平原地区的生态屏障、城市供水水源地、风沙源重点治理区。

　　为了确保大都市的水源和环境，国家和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对这一地区资源开发的限制，并越来越严厉地限制这些地区的工业化进程。这些地区的政府及民众每年蒙受数以十亿元计的税收和收入损失。

　　很多政府官员及学者觉得，这是合理的安排。从整体利益的角度看，让张承地区百万人为京津数千万人的幸福生活做一些牺牲，似乎合乎大多数的最大利益。以较低的成本增进整体的利益，正是政府部门要求张承地区民众作出牺牲的理由。

　　然而，以处理人类事务的“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衡量，这样的要求不够正当。每个人的权利和利益都具有独立的价值，每个地区发展的权利，同样不应当被无端牺牲，即使这种牺牲似乎能较大程度地增进整体的利益。一个人、一个地区，为另一个人、另一个地区作出了牺牲，就理应获得补偿。

　　问题在于，在目前的架构下，周边市县缺乏与京津等大城市谈判的能力和制度框架。在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下，下级政府与上级政府之间，少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因此，对于自己蒙受的损失，张承地区的地方政府及民众无法获得足够补偿。

　　因此，假如不进行制度改革，改变资源的分配模式，大都市就将继续吸收乡村的智慧、财富和资源，大都市在富裕之后，透过“滴漏效应”带动周边地区的设想也会落空。假如不改变政府间的关系模式，则“大树底下不长草”的现象无法改观。上级政府可能会安排某些财政转移支付，以弥补大都市周边地位为大城市提供的隐性补贴。但假如下级政府没有公平谈判能力、政府之间没有公平地进行谈判的制度框架，则这种补偿就不可能足额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