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追逃”成本重在国际司法合作

　　余振东案，8月16日在广东江宁开审。10亿公款，被此君及同伙贪污、挪用，这是面上的损失。还有公众看不见的，据新华社报道，为了能让余振东成功归案，司法机关也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可谓“成本高昂”。

　　破案当然需要花钱，说成本高昂，高在何处？首先，沟通协调，耗时耗力。余振东躲在美国，我国无法直接行使司法管辖权，在确认其方位后，光与美方谈判、协商，就花去

　　其次，取证艰难，程序繁琐。出了国境，一切都得按别人规矩办，查账、冻结、划款，全得一步步走法律程序。据一名官员回忆，为了打官司，光复印一页文件，花的钱就是国内的十几倍，让办案人员心疼不已，更别说为雇请美国律师耗去的庞大费用了。

　　再次，求人协助，按劳付酬。即使按照国际公约，中方请美方给予司法协助，美方也有权要求我们偿付相关费用。按照美国的法律，就算提出“收益分成”，也不算违法。

　　事实上，国际上也存在类似惯例。

　　那么，为什么追逃成本居高不下呢？说到底，还是制度未能形成，合作不够深入，观念尚须扭转。中美两国，在司法理念、法律制度上，都有较大差异。一旦涉及司法合作，机制上的不同，观念上的分歧，细节上的推敲，心理层面的不信任，都在无形中扩大了合作的“交易成本”。虽然近些年，两国在反恐、反腐败问题上共识渐增，可是原则归原则，利益归利益，现实中的具体个案，仍然需要依托一系列实际问题的解决，依靠白纸黑字的法律协议来落实。

　　我们固然欣赏司法部门不惜一切代价，誓将外逃贪官抓捕归案的决心。可是，我们也希望，这一过程能够更加及时，更加有效，更加简约，毕竟，为办案耗去的成本，也是国家与人民的财产。

　　如果不注重方法，不加强合作，4000名外逃贪官，得耗上多少时间、财力方能逐一归案？

　　余振东案，开创了中美两国刑事司法合作的良好先例。然而，死刑犯不引渡、犯罪收益分享等问题，仍然是制约我国与其他国家开展深入司法合作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最能体现国家间司法信任度的，就是两国间的引渡条约。中美之间，虽签有刑事司法协助协定，但该协定在罪犯引渡、赃款没收方面尚是空白。指望一次次谈判，一件件个案合作来推动合作，既不现实，也扩大了成本。因此，极有必要扭转观念，依据国际公约，适时修改我们的《引渡法》，并及时推出《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使今后的司法合作进入国际通行渠道，减少因谈判、协商造成的成本。

　　若想降低追逃成本，很重要的一点，还是练好“内功”。在国内，是尽早出台《反洗钱法》，降低涉案资金流往境外的可能。对国外，则是依托国际反洗钱条约，与境外金融机构建立良好的信息交流平台与沟通合作关系，尽量通过金融机构之间的配合，将资金归属问题消化在司法环节之前。

　　减少成本，并不意味着没有成本。为了弥补这一资金缺口，我国也极有必要参考国际上的有益范例，建立一个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基金，用于资助对外开展刑事司法合作的专项活动。其资金来源既可通过政府、企业捐赠，亦可从国家追回的资金中酌量划拨。同时，设置专门机关进行管理。有了制度依靠，有了经费保障，才会有更多的外逃贪官被迅速、有效地捉拿归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