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搞科研就不要当官，要当官就不要搞科研，当了官就要好好为科研工作者服务，既想当官又想搞科研肯定什么都做不好。”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今天上午和十几名新疆老科技工作者座谈时，对科技工作者热衷做官的现象进行了痛斥。（8月22日《中国青年报》）
周光召指出，在“官本位”习气影响下，许多科技工作者热衷于做官，被繁杂的行政事务分散了精力，忽视了本职科研工作，工作积极性受到影响。长期以来，科研领域的“
官本位”和科研行政化倾向颇为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科研工作，浪费了人才资源。有些科研人员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而是在“官帽”上冥思苦想。社会上评价一个科研人员，也总是有意无意地把其行政职务作为一个重要标准。一些单位和部门的领导也乐于给那些有成就的科技人员委任以大大小小的官衔，似乎只有封官才能体现出对科技工作者成绩和学识的肯定。引起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许多科技工作者热衷于做官？这不仅仅单纯是“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也不仅仅是“乌纱帽”能给个人带来地位的显赫和物质享受，而是当前科研环境下的一种无奈选择。在一些地方，非竞争性、按权力和身份分配并获取科技资源的现象比比皆是，既搞行政又搞科研的人比一心搞科研的人更容易拿到课题和争取到资金，权力的力量主导着科技资源。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一线科技工作者工作环境、生活待遇无法落实，往往是担任了行政职务后才能真正享受到相关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如果手中无权、科技工作者职称再高也兑现不了应有待遇的怪现象。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又怎能单单责备一些科技工作者对“官帽”的追逐？
“科教兴国”是我们的国策，可是现在的科研体制，行政力量对科学的过多干预，严重阻碍着科学生产力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世界级科学家的涌现。自1986年起每年发表一期的《洛桑报告》，即《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对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竞争力进行评比排序，中国科技竞争力的排名在1998年以前一直在十几位，从1999年开始大幅度下滑，2002年科技竞争力的国际排名为第25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乐观的估计，中国科技落后于美国、英国等世界先进水平15年－20年左右。
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依赖于保护人力资源发挥作用的制度性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科技竞争力的落后，实际上是科研环境和科研体制的落后。在目前的科技环境下，“要搞科研就不要当官，要当官就不要搞科研”恐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当官科学家就没有主导权，当了官科学家就没有学术前途，这实在是科技界的一种困境。所以，制度的完善要比道德的指责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