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岁的革命老人杨效昭深情回忆父亲杨十三

　　投笔从戎毁家纾难口述/杨效昭(92岁)

　　采访/本报记者

　　谷峰郭东

　　本报通讯员杨小冀

　　杨十三：从教授到名将

　　1880年出生于迁安杨团堡村。原名彦伦，又名裕民，因在堂兄弟中排行十三，故名杨十三。

　　1913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期间，结识周恩来等一批进步同学，曾参加“觉悟社”，与周恩来同台演戏。1918年毕业于天津直隶省立高等工业专门学校，1920年赴美留学，学习造纸。

　　1923年回国后，潜心研究造纸，于1931年首创“碱法亚硫酸盐苇浆造纸技术”，并在中国北方首创半机械造纸厂———显记纸厂。

　　“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1938年7月，积极参与组织了冀东暴动，并带头捐款购买枪械、收发报机。

　　1939年7月21日，牺牲于山西，享年50岁。

　　她本是出身冀东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却选择在战火中度过最美的青春岁月；

　　她本可以在北京大学医学院高等妇产科专业毕业后成为一名衣食无忧的医生，却在卢沟桥畔的炮声中与二十九军的将士们一同浴血；

　　她曾是八路军总部为数不多的科班出身的医生，朱德等著名八路军将领或夫人都曾是她的病人，显赫的革命经历令后辈们为她离休时厅级待遇而不平，她却为“自己现在什么工作也做不了，党还养着自己”而惭愧；

　　她的父亲杨十三曾经被称为“毁家纾难的民族英雄”，堂兄杨秀峰、丈夫李楚离曾经是冀东暴动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当我们找到这位老人，想听她讲述历史的辉煌与革命生涯的灿烂，她却总是平静地说：“谁在国难当头之际都会那样做。”

　　当我们惊诧于这位老人的谦逊、理智、豁达，她的脸上却绽出骄傲与自豪的笑颜：“我没有辜负父亲的教导。”

　　8月3日，雨后的北京空气清新，在西城区佟麟阁路西一处略显破旧的四合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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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当得起“毁家纾难”

　　这四个字

　　我的老家在唐山迁安，在我祖父那一辈，积攒起了一些家业，开明的祖父卖了几十亩地，资助父亲出国留学，后来回到国内，在天津河北工学院任教，抗战前，教授月薪几百大洋，我家的生活还是不错的，我小时候在迁安，后来快上学了父亲把我们接了出来。在天津五大道现在还有我家的小洋房呢。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进一步侵略华北，1933年爆发了长城抗战。父亲在天津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正在这时，我爷爷病逝，父亲回来奔丧，父亲说服母亲把两万吊治丧钱，一半支援二十九路抗敌军队，一半赈济鳏寡孤独的乡亲。后又说服哥哥从家里拿出资金从各方面购买枪支弹药资助抗战的部队。

　　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父亲组织学生游行示威，以教授身份，走在队伍最前列，支持声援北平学生。1937年“七·七”事变后，父亲愤怒至极，四处奔走，告曰“吾侪与敌决战之期至矣，吾愤累年，誓当以死报国。”他毅然抛弃了喝牛奶吃牛排的生活，放弃了当大学教授的优裕生活，毅然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与好友洪麟阁共谋光复冀东事宜，参加华北人民自卫会并任委员。

　　在策划冀东抗日武装大暴动时，我父亲欣然受命在津筹措资金购买武器。他以我家为联络点，除拿出自己的家产外，并动员好友捐款，购买枪支。他派我本家哥哥杨介人等以给“迁安师范学校春季运动会”购买运动器材为名，从裨臣、义利两洋行买回枪、望远镜和无线电器材等，他还利用天津红帮头子姜馨若的关系，将武器装进特制的双底木船，秘密运回冀东。

　　父亲常说：人不能为钱活着，钱要用在有意义的地方。父亲经过研究首创芦苇制浆造纸术，并获得专利，但他为了使这项技术能够为更多的中国企业掌握，放弃了这个专利权。

　　他不仅仅为了抗日舍得家产。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在回乡办农民讲习所的时候，就与爷爷动用家中省吃俭用的积蓄开办了第一所女子学校“立三私立平民女子学校”，除了我和堂妹们，他又到附近各村逐家逐户动员农家的子女入学读书。经过不懈努力，“立三女校”迎来首批30多名学生。同时，学校还对上学的全部学生不论贫富、不限年龄一律免收学费，对家境特别贫寒者，还免费供应学习用具。父亲的举动引发了我们那里女子求学的新时尚。

　　1929年父亲应聘出任天津河北工学院教授时，看到部分学生由于受经济条件限制，不得不中途退学，为了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父亲和几位同事一起，热心为学生们操办了一个简易食堂———“琼膳团”，让学生自己动手做饭，管理食堂，在这个简易食堂入伙的学生达百余人。2年近五十父亲投笔从军

　　你看这张照片，是父亲惟一一张身着军装的照片。父亲曾笑说自己是“年近五十投笔从军”。

　　冀东暴动时，父亲已是年近五十，身上还有玻但我却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平时的父亲。斯文沉稳换作了满怀抗日豪情，慷慨激昂之情溢于言表。

　　刚开始时，大家都说父亲年纪大了，做些领导组织工作就行了。可父亲并不在意自己的年龄，好多事都亲历亲为。他带着我和弟弟杨效棠来到洪麟阁的家———遵化县地北头村同李楚离、洪麟阁密商起义大计。为了让大多数的群众参与这场抗日战争，父亲让我扮成逃难的人到百姓家里挨家挨户做动员工作。那时候，谁愿做亡国奴呀，不用多说，一提起日本鬼子的残暴，大家的心就聚在一起了。

　　每一次战斗，父亲都冲在前面，这让我很担心，毕竟他年龄大了，身体不好，又没有军事经验。可他没有丝毫的畏惧。而这是他一贯的作风。

　　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时候，父亲不光组织学生游行示威，他还以教授身份，走在队伍最前列，支持声援北平学生。在河北工学院期间，父亲除了积极向学生宣传抗日思想，领导学生支持声援二十九军长城抗战，还鼓励我参加二十九军抗日救护队，奔赴抗日前线。

　　冀东暴动本来定于七月十六日举行，七月五日，因汉奸刘秉忠告密，冀东抗日联军第一路司令部所在地———地北头村遭敌包围，父亲协助洪麟阁带领暴动骨干转移到玉田县小狼山上，他指挥队伍在小狼山上与敌周旋至深夜，冒着滂沱大雨，带队转移到鲁家峪。

　　七月九日，父亲、洪麟阁领导的冀东抗日联军第一路，在李楚离的指导下，于地北头村宣布起义。尔后，父亲协助洪麟阁率所部千余人积极配合挺进冀东的八路军于七月十二日一举攻克玉田县城。活捉日寇驻玉田顾问石本，伪县长郎惠和投降。

　　在玉田县城，父亲主持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他号召人们“团结抗日，有人出人，有钱出钱。”在父亲充满激情的演讲声中，群众抗日的情绪高涨。冀东抗日联军第一路很快发展到四千余人。第一路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连续攻克了沙流河、亮甲店、鸦鸿桥等镇，并一度攻克丰润县城。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始终是一个性格沉稳、十分重感情的人。他的感情，是对国家的感情，是痛惜大好河山被日寇占领，国人惨遭屠杀欺凌。

　　他的感情，是对抗日旗帜下战友的情。他在刚到八路军总部向朱总司令、彭总介绍冀东暴动的情况时，说起战友洪麟阁壮烈牺牲的情景，竟然难以抑制悲伤，放声大哭起来。

　　这种感情，他不喜欢用语言来表达，而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体现。父亲的行动也在影响着我和家人。

　　我在北京大学医学院读书时，每到放假，我常常被父亲以看病的名义派去给同志送信。我提着药箱，里面放些简单的医疗器械和药品，外人看见了，也不会怀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与姚依林等同志相熟。

　　母亲司湘云虽是个小脚女人，并不懂多少革命的大道理，但她总是默默地站在父亲身后，支持着他的革命。我记得那时候，母亲隔一段时间就会拿着吃穿用的日用品去监狱探监，我问去探谁，她总是说：政治犯。所以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母亲嘴里的政治犯都是一些要闹革命的人。有同志遇难，母亲虽然行动不便，也要想方设法到收尸场把遇难同志遗体收回来，盛殓埋葬。每次回来，母亲总要难过得几天吃不下东西，嘴里念叨着：都是好人埃

　　因为父亲有一定社会地位，掩护在天津的地下工作者更为方便，我家成了地下联络点。那时候我还在上学，每次回家，都会发现家里有陌生人，父亲告诉我，别人问起来，就说是老家来的表叔、舅舅，有一次则告诉我是刚请来的家庭教师。

　　冀东暴动期间，前来参战的邓华、宋时轮纵队的参谋长李钟奇，在战斗中不幸身负重伤，危及生命。当时部队的医疗条件很差，不能进行手术。父亲派我的堂兄杨效贤秘密护送李钟奇到天津，请我父亲的老朋友、名医黎宗尧、池石卿安排在马大夫医院为李钟奇手术，取出左胸弹片。为了安全起见，术后立即转移到伦敦里12号我家护理疗养。我母亲司湘云精心伺候茶饭；我二妹妹效莲，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则经常跑医院取药。一个多月后，李钟奇伤愈才离开伦敦里回部队去。

　　【1938年7月发生的永载史册的冀东抗日武装暴动，掀起了巨大的抗日洪流，席卷东起山海关、西至京津、长城内外、渤海之滨的冀东22县的广大地区，有20万民众参加，组建了46个总队10万抗日武装。冀东抗日武装暴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的一次重要的实践，是中国抗战史上重要的一页。当年《新华日报》在欢迎杨十三到八路军总部的社论中曾这样评论道：“冀东人民之代表起义，实堪作我全国民族解放战争之模范，证明民众力量的无比伟大，中华民族潜蕴国力的雄厚，绝非任何外敌所能征服。”】3毛主席称赞我父亲“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于先生犹见典型”

　　至今，我都在痛惜父亲在年仅50岁的壮年撒手而去，如果没有这场战争，如果他活着，还能为国家做好多事情，他还想在新中国实现他实业家的梦想呢。

　　我想，父亲在八路军总部的日子应该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在那里，他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所在，虽然总部所在地也是战事不断，生活困苦，但父亲没有丝毫的顾忌和犹豫。他不顾身体的病痛，到村庄、到部队考察人民抗战情况，以求积累经验，准备日后自己返回冀东坚持抗战时可做借鉴。

　　父亲本来就有胃病，那段日子的紧张奔波和过度劳累，使他的胃病再一次复发，后来又因感冒引发心脏麻痹，一度昏迷不醒。父亲的病牵动着朱总司令、彭总和左权将军的心，他们不时来看望父亲，朱总司令还安慰父亲，好好养病，好了以后留在总部，发挥造纸专家的才能为八路军搞工业。经过一段时间疗养，父亲的病情终于有了好转，但没想到，1939年7月，日军为摧垮太行根据地，集中5万日伪军，向当时八路军总部所在的晋东南地区发起第二次九路围攻，父亲不得不随总部频频转移。

　　你想，反扫荡时的情况多紧张呀，说走就得走，爬山涉水不说，风餐露宿也别提，光是在担架上的颠簸摇摆，就让重病在身的父亲难以忍受了。

　　父亲去世时，我没有在身边。这是我终生的遗憾。不过幸好连已农一直跟随在父亲左右，才让我有幸得知父亲去世的情景。当时敌人疯狂扫荡，战事十分紧张，八路军总部无法为父亲举行悼念活动，后来等到战事稍缓，在9月18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8周年的日子，总部在山西襄垣县土河村举行了“晋东南各界纪念九一八追悼杨裕民先生大会”。我接到组织上的通知，星夜兼程赶往山西，参加了这次追悼大会。

　　父亲去世后，《新华日报》(华北版)称父亲去世“不但冀东不幸，亦国家民族之损失”。毛主席为父亲题送了挽联：国家在风雨飘摇之中，对我辈特增担荷；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于先生犹见典型。他还为大会亲手书写了横额“浩气长存”四个大字。

　　追悼大会上，想着父亲壮怀激烈的一生，我的眼泪怎么忍也忍不祝可是，我知道光哭有什么用呢，哭能把日本鬼子哭走吗？父亲曾说过“誓死效死疆场，马革裹尸，绝不辗转床褥作亡国奴”，他做到了，我们只有坚持战斗到底，才能告慰父亲在天之灵。

　　冀东暴动后，我先是跟着父亲到八路军总部，后来到晋察冀根据地医院做了一名医生。

　　根据地生活艰苦，现在的年轻人都想像不出来。不过，那时候参加革命的年轻人都过着同样的生活，虽然我生活曾经优越过，但我一直这样对自己说：既然出来干革命，就要和大家一样，不能有其他要求。

　　那时候年轻，自己受苦并不觉得难受，可是看着医院的伤病员忍受着伤病的折磨就心痛得受不了。我在的晋察冀医院条件简陋，医疗器械和药品很少，好多药是采来的草药。消毒必不可少，但方法也很简单：纱布用锅蒸，剪子刀子什么的器械放在锅里煮。记得柯棣华得癫痫病时，由于没有麻药把舌头都咬破了。做手术时，由于没有麻药，好多伤员疼得无法忍受，我就伸出自己的手让他们抓着，有时候自己的手都被抓破了。

　　最令我难过的是看着身边的战友倒在敌人的枪口下。一次敌人来扫荡，医院紧急转移，我和另一个同志架着一个即将临产的女同志，子弹就在我们的身边乱飞，山路崎岖，孕妇也跑不快，没走出多远，她身子一软，被敌人击中了。我们只好把她的尸体藏在山路边的草丛里，等敌人走后再回去掩埋她，谁知等我们回去一看，狠毒的日本鬼子竟然将她的肚子剖开，胎儿露在了外边。看着这样的情景，我和战友的眼泪都流干了，只剩下仇恨。

　　经历过战争的洗礼，是我一生的财富。以后的日子里，不管是生活的困苦，战事的残酷，我都不曾有一丝一毫的动遥就算是最困难的时候，我都记着父亲那句话：“绝不辗转床褥做亡国奴”。

　　父亲没有等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可是我们等到了。

　　至今，我还记着知道日本鬼子投降的那一瞬间，我愣了一下，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那一刻我想起了死去的父亲，如果他活着，一定会欣喜若狂地仰天大笑。

　　我在心里默默地告诉父亲：女儿没有辜负您的希望，我们胜利了，日本鬼子被打跑了，全家人就要团聚了。

　　父亲，您高兴吗？

　　【今天的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里，紧傍着左权将军墓，有一个高盈两米的圆顶水泥坟茔，苍松翠柏丛中，墓前竖立的黑色大理石墓碑上“杨裕民同志之墓”7个大字分外醒目。1946年3月，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第一届第二次大会决定，在邯郸建立烈士陵园。1950年10月21日，刚刚成立一年的共和国，在邯郸举行了隆重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落成典礼与安葬左权将军暨杨裕民等烈士公祭大会。从山西上遥镇移来的杨十三的灵柩和从涉县移来的左权将军等的灵柩一道，被缓缓放入墓穴。

　　从此，杨十三就安眠在距家乡千里之外的冀南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