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过剩”与“贬值”

　　计划经济年代，一切商品都限量、定量供应，还要在“制度”内凭票，这叫“短缺经济”，整个社会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是一个“卖方市场”。这个市场对消费者是极为不利的，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卖方”就演变为一种“权力”，一种“垄断”，因而也是“权威”，因而丝毫不“贬值”，那时有个经常的抱怨是“质次价高”且“服务态度”恶劣。

　　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使市场供求关系来了个大颠倒，即从“卖方市场”一下子变成

　　文化供求关系也是这样。当文化供应也是短缺的情形下，就存在“话语霸权”，作品是不“贬值”的，也如同商品一样是因为它“短缺”，短缺之下就无所谓质量好坏，就产生“限量”、“定量”、“钦定”的“权威”，无须竞争。但若文化供应过剩了，供过于求了，良莠并陈了，自然就显得“贬值”了。但同时，这“过剩”的作品总有更多的声音，尽管众声喧哗，里边不乏有价值的真理和“不贬值”的货色。这种文化的“供过于求”，是“读者市场”而不再是“作家市场”了，所以作家会感到失落和“贬值”，话语霸权遭遇解构。但这个敞开的市场并不排斥权威，只是权威的外延有所变化，即增加了“平等”，即原来的权威不再能单靠“限量”过好日子。“良”要与“莠”竞争。读者却有更多选择的自由，读者得益了。这时候，良莠并陈，其中的“莠”自然是贬值的，但并不妨碍好东西的存在，而且好的东西是不贬值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的“过剩”是必须的，在“过剩”中，肯定有大部分文化精神产品“贬值”了，但唯有通过“过剩”，才能体现对读者的尊重，文化不是“配给制”，而是给读者提供自由选择的资源了。

　　在文化供求的“过剩”和必要的“贬值”中，在“读者市场”中，除了滥竽充数者，对好的作家的挑战更加严格了。它要求于“卖方”——不论是物质商品还是精神商品的供应商，是更多自主的责任和独立的担当。一位捷克作家说过：“大作家就是写作困难的人。”

　　真正的文化经典作品和精神产品只能是在这种“过剩”状态中产生的。　:（责任编辑：高毅 写信）

　　作者：朱又可

　　（来源：新疆经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