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公民文化需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作为即将召开的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市民参与及市政府在法治中作用”议题的中方主持人，上海交通大学校长谢绳武教授日前透露：我国政府官员一直没有形成“凡涉及大家的事都应让大家知道”的观念，他们以为社会经济事务如何管理仅仅是政府内部的事，只有最后的结果才与民众有关。他认为，“政府官员长期以来形成的排斥公开的意识，是目前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建设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8月23日《中国青年报》）

　　凡涉及大家的事当然应让大家都知道，这意味着公民能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公民作为现代法治社会中最基本的法律主体之一，拥有充足的信息有利于促进他们对社会事务的积极参与。公民参与不仅是对行政权力的一种有效监督；并且当公民参与能成为社会常态时，“公民文化”就具有了必要的成长土壤。

　　“公民文化”是一个政治学概念，是在“政治文化”的研究中形成的。最早提出“政治文化”概念的西方学者将其分为三种基本类型——村民政治文化、臣民政治文化、参与者政治文化。与前两者相比，参与者政治文化存在于高度发达的政治社会中，人们积极参与政治、极其自觉地关注其权利和职责。而“公民文化”就是一种忠诚的参与者文化，个人不仅取向于政治输入，而且他们还积极地取向于输入结构和输出结构过程。

　　当一个社会的大部分公民都自觉以“公民”的身份存在，具有强烈的“公民意识”时，培育“公民文化”才不是空中楼阁。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众多仁人志士都曾为培养国人的“公民意识”振臂高呼，梁启超最先提出了培养“新的公民”的主张，当时就得到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的热烈反应。但历史因袭的力量是强大的，我国长期封建历史形成的以“家族本位”、“等级特权”、“忽视个人权力”等为特征的依附性的“子民意识”和“臣民意识”，使“公民意识”在社会现实中始终是镜花水月。

　　该如何培养国人的公民意识呢？我们不能乐观地以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民主、法治实践的推进必将会促成公民意识的自发、普遍形成。因为直到现在，传统“子民意识”和“臣民意识”的阴影在我国社会中仍然挥之不去。

　　此外，通过广泛开展公民教育让民众具有“公民主体意识”是必要的途径，但我们要认识到“教育不是万能”的，决定人们意识的往往是他们所从事的社会实践以及亲身经历。

　　按朱学勤先生的见解，公民意识是在权力成为公共用品，以及在政府与私人事务之间出现公共领域之后的产物，至少不会产生在这两者之前。所以，“公民意识”的培养，不仅需要公民主体意识，还需要有公共权力的基础，即公民对政府行为的监督管理是需要拥有此类权力才能行使的。这种“公共权力”中就包括充分的知情权。

　　在著名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和西德尼•维伯合著的《公民文化》一书中，作者在花了5年时间、200万美元对美国、英国、墨西哥、意大利、西德5国居民的基本政治态度进行大规模抽样调查分析后，得出“公民文化适合与保持一种稳定的和有效的民主政治过程”的结论。因为“公民文化”中除包涵有积极的公民性外，还有村民对初级关系的取向、臣民消极的政治取向，从而形成一整套得到处理和平衡的政治取向——存在着政治的积极性，但它不会高到损害政府的权威；存在着卷入和信仰，但它是有节制的；存在着分歧，但它是受到制约的。

　　因而，“公民文化”是对高效政府工作的最好支持，也是最好的监督。我们有必要在批判吸收的基础上，构建中国式的“公民文化”，以“凡涉及大家的事都应让大家知道”的理念为指导进行制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稿源：红网)

　　(作者：吴麟)

　　(编辑：耿红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