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统筹破解三农难题·劳力转移篇：惜别农田的战略转移

　　屋外下起了小雨，游人不是很多，但这丝毫没有影响郭星海的兴致。手抚琴弦，凝神屏气，优美的旋律从指尖缓缓流出。这是2005年夏天的一个上午，在旅游景点皇城相府，晋城润城村37岁的农民郭星海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为游人演奏，虽然拿惯了锄头的手还略显生疏。也就在这个夏天，高平市西庄村的农民王富，在邻村的硅砖厂开始了用模具制造硅砖的工作。而广灵县蕙花村19岁的房利军，则茫无头绪飘荡在省城太原的烈日下，细算剩余的盘缠，寻找工作的机会。

　　在我省3300多万人口中，他们作为“农民”身份的个类，没有人在意他们的这种变化。但是在这几个互不关联人物的背后，一场几十年来最伟大、最深远、最广泛的变革正在缓缓进行——农村剩余劳力大转移。

　　失业，这个城镇人口的专用词，新千年肇始开始与中国农民搭上了钩。惜别农田之后的“战略转移”成了圈点中国农村的关键词，而如何统筹城乡就业也就成为困扰诸多经济学者、政府官员的世纪难题。

　　“政策闸门一旦松动，积聚的压力快速释放”

　　临县武家湾村70岁的武有得感受到了这种变革。

　　世代为农，武有得一直认为，“庄户人家，种地是本分”。武有得年轻时，新中国百废待新，国家为了快速推进城市工业进程，通过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管理体制，由此也就衍生出二元的就业制度。与武有得同时代人的农民眼中，“城市不是我们的”。

　　195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将宪法规定的居住和迁徙自由一笔勾销。虽然之后冰冻逐步消融，但农民进城的道路一直走的磕磕碰碰。对离开土地的农民而言，计划经济的积弊浸淫甚深。

　　然而关闭多年的政策闸门一旦松动，积聚的压力便快速释放。

　　土地联产承包让家里的日子越过越富足，但武有得的儿子武强强还是在1988年开始加入到滚滚的“民工潮”中。与种地相比，进城更容易获得现实的货币收入，打工所得也就成了这个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市场对劳动力的配置使得农民进城就业越来越频繁。人多地少，种植技术进步，使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同时这也是追逐农业自身效益的必然要求。而政策的红灯、黄灯到绿灯，也使得弥合城乡就业割裂成为可能。

　　十多年前，临县女孩只身来到太原，当保姆，端盘子，练地摊，现在已经打造成省城美容业的一个品牌———毛毛美容。毛素红作为美容厅的老板，村里有近百人跟上她落脚在太原。同样在省城做生意的安中心，由走街串巷卖衣服和办废品收购站起家，2001年收购一家期货公司，从村里带出200多个年轻人，成为“输出一人，致富一家，带富一村，脱贫一片”的范例。

　　和毛素红、安中心一样，义无反顾告别故乡万里云天的农民，都深怀改变命运的强烈诉求；而近几年城市经济的繁荣、城市吸附能力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种诉求。资料统计，截至2004年底，仅吕梁市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45万人，相当于全市农村劳动力中每3个人输出一人。农民人均劳务收入337元，比上年增加72元。今年头四个月，全市新转移农村劳动力3．56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48．3％。就全省而言，仅去年一年新转移农村劳动力44万人，是上年转移人数的4．4倍；农民人均增收45元，占到增收部分的19．7％。五台的泥瓦匠、浑源的保姆、临猗的蛋糕工、临县的的哥、万荣的防水工，业已成为响当当的劳务品牌。

　　遥想10年前，全国离土外出就业的农民也不过4000万，现在这一数字已经达到了1亿。虽然蔚为壮观，但相对于8亿农民、5亿农村劳动力来说，这一过程仅仅是个开始。有专家预测，今后几年全国还有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我省现有350万农民外出打工，今后还将有1000万农村劳动力离开土地。

　　武有得的孙子武小明十五六岁就随父辈进城打工，他已经不适应农村的生活。作为新生代农民工，“打工赚钱已经不是惟一目的，而是寻找出路，过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两难选择中求得正解，是考验为政者的一道难题”

　　事情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农业结构调整，就业空间日益缩小，全国有2．5亿农民需要在城市找到饭吃；另一方面，城市企业减员增效，800万失业人员、600万下岗工人，还有每年新增1000万的劳动力大军（包括高中毕业生、大学毕业生和转业军人），都需要找到饭吃。

　　就我省而言，2003年全省劳动力总供给量在60万人左右，其中城镇新成长劳动力40万人左右，下岗职工20万人左右，估计城镇实际失业率在5％到6％。这样，留给农民进城就业的空间并不是很大。如何在这两难的选择中求得正解，成为考验为政者的一道难题。

　　见招拆招，破解绳结需要艺术。在侯马市花卉市场，南西庄村民张彦民现在已经习惯了和南来北往的客商讨价还价，生意打理得很不错，一年有近10万元的收入。这个村现在已经没有用来耕作的土地，就连村子也已经成了城市的一部分。“种了麦子种谷子，年年都是老样子”，对南西庄人已经成了往事。

　　这种转变，源于侯马市以城带乡的“链式反应”。侯马号称“旱码头”，近几年，市里对中心城区、卫星城镇、中心村三级城镇建设一体规划，市区辐射四个卫星城镇，卫星城镇联结10个人口大村；以产业发展为依托，加工、贸易、服务、物流快速发展，有效地带动了村民向市民、务农向务工、村委向居委的转变。先后有16个村的2万余农民进入城市建成区内，6．5万劳动力45％转向非农产业。

　　错位就业，不与城市人争饭吃，侯马的做法颇有经典意义。

　　从农村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入手，不断发展和提升那些有利于劳动力就业的产业，被认为是拓展农民就业空间、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的有效途径。长治市施行种植业为养殖业服务、养殖业为加工业服务的方略，由农业向二、三产业转移农民40万；清徐陈醋、铸造、焦化、高科技“两园四区”，带动全县50％农民离土增收；而号称“没有买不到的玻璃器皿”的祁县，160户企业吸纳3．5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产业的带动同时也加快了小城镇建设的步伐，加快了农村人口向小城镇的积聚。晋中市蔬菜种植成就了一个东阳镇，商贸旅游营造了一个东观镇，采煤炼焦繁荣了一个义安镇。

　　统筹谋划城乡两种就业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政策的“注入”在我省亦开始转化为内生性的变革力量。

　　2005年4月25日，晋城市物贸广场召开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劳动力交流大会，256个用工单位15769个岗位虚位以待。值得注意的是，现场参与求职的5万人中，有3万余人是来自农村的劳动力。交流会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现场求职登记10740人，有8471人达成求职意向，2838人求职成功，农民工占了不小的比例。

　　像这样把城市职工和乡村农民放在同一起跑线上，统筹推动城乡两种就业的做法在我省不是个类，其基础是全省范围内城乡劳动力市场体系的建设。如今在雁北高原广灵县，各乡镇都配备有负责劳动力输出的专职人员，全县已经建立了区域联网的劳动力市场框架体系。在阳泉市，城乡劳动力统一建档、统一登记管理，使农民工和职工享有平等的就业机会，这一政策也使得习惯于“马路求职”的农民开始进入城市的公益岗位。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生动如斯。全省出现了一批品牌培训基地，如闻喜县的五四一技校、忻州的海运学校等，每年通过订单形式向外输出4000多名电焊工。培训专业有建筑、制造、修理、驾驶、电气焊、缝纫、餐饮、家政、计算机操作、裁剪等20多个，培训后输出成功率在80％以上。

　　政府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政策导向，无疑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起到了“添薪助火”的作用。资料显示，现在我国3400多万工商个体户吸纳了1亿的从业人员；我省的非公企业总数已经占到企业总数的42．6％，大部分进城农民工也往往就业于个体私营企业。

　　“‘脱农’农民难享城市‘红利’”

　　现实的困难显而易见。广灵县去年开始劳动力市场建设，到目前所有硬件软件一应俱全。今年五一前后，该县召开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劳动力就业大会，但是农民到中心登记的寥寥无几。5月份，县农业局、劳动局、科委、妇联、团委联合在本县蕉山乡培训了200名缝纫工，但当天津一服装公司前来招工时候竟无一人报名；北京保安总公司到广灵县招200名保安，报名的只有10人，到北京的7个人中工作最长的也只有1个月。县劳动局局长王元军坦言，通过劳动力市场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效果并不理想”。

　　一份全国总工会的最新调查也印证了这位局长的说法。据统计，我国农民就业靠亲友介绍或自找门路的占93％，有组织或用过劳务市场介绍务工的仅占7％。劳动力市场建设滞后仍然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受内外两方面因素的挤压，农民重新就业的路依然很窄，转移成本“居高不下”。内在的原因是人力资本的差异，外部的原因是对农民工进城的限制性政策，直接的后果是：“脱农”农民并不能真正享受城市“红利”。

　　外国人到中国我们尊称为“外宾”，而10年前已经到了阳泉市的临县青凉寺乡农民白宝平，到现在仍然只能是个“外来人口”。因为没有城市户口，他在阳煤集团四矿工作了10多年，仍然只是个“外包工”。公伤后一天只有10元的生活费，孩子上学要掏借读费，几年前自己掏钱买的自建房强令被拆，新房子却不能集资。浑源农民刘国梁1995年来到大同，从搓澡起家，现在已经有了一份不小的产业，但是在他看来，自己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同人”。和许多事业有成的出门人一样，虽然“城市户口”现在已经不再值钱，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就业权、居住权、教育权、社会参与权、社会保障权、医疗服务权、公共设施和福利，仍然让他们心怀不满。也囿于斯，土地仍然是“脱农”农民的一切，蜂拥的农民工潮在所难免，农村劳动力转移之路走得格外艰难。

　　“欲燃火，先助薪”

　　由于地处内陆省份，也困囿于计划经济的积弊，农村劳动力转移多有艰难。但毕竟已经起步，且有前所未有之势，现在要做的是“欲燃火，先助薪”。

　　浮山孙家角村26岁的姑娘冯艳对此感受颇深。3年前，冯艳只身来到太原，成了一家超市的收银员，由于文化程度低，不能适应企业的发展，今年又回到浮山县职业中学“充电”。提高农民的就业竞争力，长远看有赖于农村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以强化农民综合素质，眼前看要强化技能培训，以适应市场要求。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而且缺乏专业技能，与二、三产业的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这是农民向城镇迁徙的自身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户籍和就业的“藩篱”完全撤除，你今天进了城，明天也呆不住，很可能又返回乡村田野。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面对如此庞大的群体，显然远远不够。

　　同样重要的还有政府的发展思路。在汾河湾、在晋东南、在雁门关，我们看到不断加高的烟囱，不断壮大的企业“航母”，几乎所有的人都为经济的快速增长而欢欣鼓舞。但是，要统筹考虑城乡就业，核心问题是政府在战略思想上要变“增长优先”模式为“就业优先”模式。“就业优先”最重要的是发展中小企业，因为只有中小企业可以用较小的投资创造较多的就业机会。

　　很多情况下，我们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困难，归咎于农民“观念保守、小富即安”，即所谓“山西娃娃，离不开妈妈”。事实并非全部如此，很多情况是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从经济学角度看，劳动力转移是一个复杂的交易过程，不仅要实现产业之间的转换，还要实现生存地域空间的跃迁。农民从农业转到二、三产业，实现产业致富需要“专业成本”；农民从乡村社会迁往城镇社区，实现身份转换需要“迁徙成本”。在这一过程中，农民要搜寻就业信息，选择迁徙路径，接受技能培训，应对劳资纠纷，消化与迁入地的文化冲突，如果再加上实际存在的制度歧视和束缚，农民的产业转换和空间迁徙会变得更加困难。所以，除了市场的牵动，政府应切实承担起责任。

　　统筹城乡就业，让农民和市民享有公平的就业权，颇费思量。但毋需置言，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提升，农业在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越来越低，如果农村劳动力无处转移，收入两极分化以致贫困人口大量存在，将使社会购买力长期处于很低的水平，工业化进程必然受阻，这是世界经济社会的共同规律。历史同样表明，城乡差距持续扩大，不仅经济受阻，失业的大量增加会使社会趋于不稳，导致政治风险的产生。

　　顺利完成惜别土地农民的战略转移，我们别无选择。

　　本报记者白雪峰(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日报网络编辑：张清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