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再爱我一次》：让我一次哭个够

　　1988年台湾拍摄苦情戏《妈妈再爱我一次》，两年后在内地空前轰动

　　学术顾问：陈山、郝建、陆弘石

　　应该说从上世纪80年代走来的观众，大抵都还记得记忆里的那一次集体挥泪———《妈妈再爱我一次》。几乎每个从电影院里走出来的人，手里都攥着哭湿的手帕。一部台湾

　　《妈妈再爱我一次》在许多人的记忆里都是一枚重量级的催泪弹。

　　请带手绢进场

　　那个年代的台湾片不如香港片火，我们当时在试佣妈妈再爱我一次》这个片子的拷贝时还有点犹豫。

　　一般来说，我们试印拷贝不多，但因为这个片子在台湾片中算比较好的，我们内部人员看了之后都很感动，但不知道能不能让观众感动，结果洗印了130个左右的拷贝，还觉得这个数目太大胆了。当时河南、江苏、浙江、辽宁、湖北、福建、四川等几个大的省份是拷贝需求量比较大的大户，我们还想，万一人家没有定购那么多，我们就多给它们一些。没有想到的是，观众反应特别强烈。《妈妈再爱我一次》是那几年中拷贝洗得最多的一部电影，素材带都被洗烂了。一般来说，每个拷贝放映300场就要报废，但当时有的拷贝连续放映500场的都有，有的因为放映次数太多，开头和结尾都没有了，还在放映。

　　这个电影不属于教育部推荐的影片，但是很多老师主动带学生去看，它比任何教材都有用。实际上，当时我们对影片进行包装的观念不是很强，因为市场反馈回来的信息说观众都哭成一片，不光是女性，包括男性都哭，所以我们后来就给这个影片加了一个宣传口号：“请带着手绢进潮。

　　预洗拷贝对片子很有利，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每个片子都发行试映拷贝，宣传是跟着发行走的。但1985年我们进中影公司的时候，领导就对我们说你们要把自己定位为商人，我们听了之后觉得特别怪异。但大家都很敬业，我们发行科的人都非常熟悉市常记得当时我们都整天忙着接电话下订单。那时洗印拷贝不像现在的条件，工作人员三班倒，调色配色还需要人工参与，尤其是剪片特别麻烦。但当时我们因为感觉到市场的反应很强烈，所以预先洗印了许多拷贝，这样就把发送拷贝的时间差缩小了，对于这个片子特别有利。譬如，我们发现江苏、上海要增加拷贝，那么我们可以猜测到那些平常与它们需求量差不多的河南、湖北、广东可能要加洗，接到订单之后就可以直接发过去，这种快速的反应是以前没有过的。

　　口述：钱月明（中影进口影片发行一公司发行处工作人员，曾参与《妈妈再爱我一次》的发行）

　　煽的不是爱情是亲情

　　1990年6月左右，《妈妈再爱我一次》开始在全国试映，首先是在武汉热起来，然后是上海，在全国铺开放映是在9月份。到1990年底的时候，我们发行了397个拷贝，观众达到了2亿多人，票房上亿元———当时的电影票价有1元到3元的，也有三五毛钱的。这个电影在当年是越演越好，创造了一个奇迹。

　　这部片子成功的原因在于它特别煽情。“小强”和“母亲”的扮演者都不是很美，煽的也不是爱情而是亲情，电影也叙事平淡没有任何花里胡哨，但它符合当时中国人的心理需求。因为在它之前观众看了太多动作片，需要调剂一下口味，这种伦理悲情剧刚好满足了观众的需要。其实我们发行部门和宣传部门都没有把这部小制作的电影当回事，它完全是靠观众的口碑来宣传的，另外，它的主题曲在片中出现了四五次，街上小孩都会唱，这也是间接地为这个电影做了宣传，观众们都知道看这部电影要带手绢进场，不仅花钱买票，还哭个痛快。

　　口述：翁立（中影放映发行公司副总经理，曾参与《妈妈再爱我一次》的宣传）

　　采写/本报记者刘晋锋

　　■背景

　　没得到台湾观众的重视

　　《妈妈再爱我一次》是台湾独立制片富祥公司于1988年摄制的低成本伦理悲剧片，故事改编自台湾民间故事《疯女十八年》，由陈朱辉与柳松柏编剧，陈朱煌导演，杨贵媚、李小飞、谢小鱼主演。它是台、港通俗影视产品中最典型的家庭伦理大悲剧。《妈妈再爱我一次》在台湾公映时，并没有得到台湾观众的重视，映了几天便静悄悄下片了，在海外市场更连公映的机会都没有。不料在两年之后，《妈妈再爱我一次》竟在内地造成了空前的轰动。

　　■花絮

　　“全中国最知名的妈妈”

　　谈起《妈妈再爱我一次》中那个经典的“年轻妈妈”角色，杨贵媚曾经回忆说：“当时我才十八九岁，就让我演为人妻为人母的角色，我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幸好有我妈妈在背后当军师。最后电影拍出来后，我妈妈带头感动得直掉眼泪，直夸我体会到当母亲的真髓了。”演完《妈妈再爱我一次》后，杨贵媚在内地拥有了极高的支持度———她去打车，司机不肯收钱；她去住店，服务生抢着要帮她买单。至今还有太多的观众对她这位“全中国最知名的妈妈”念念不忘。整理刘晋锋

　　■学者视点

　　两地观众在心态和情结上比较接近

　　《妈妈再爱我一次》的轰动在上世纪80年代几乎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成功，更反映出当时的文化现象。就此问题记者采访了北京电影学院陈山教授，请他来剖析一下影片成功的原因和影响。

　　陈山表示，80年代末期是内地的商业片高峰时期，都把港台作为自己借鉴的对象。台湾动作片不发达，但它的悲情片符合中国人的心态，代表了内地观众的观影情结。拍摄《妈妈再爱我一次》的时候，台湾文化已经在转型了，正在批判琼瑶电影，而侯孝贤、杨德昌等人处在上升阶段；而80年代末、90年代初内地正在涌动商业化的大潮，《妈妈再爱我一次》其实也是当时的中影集团一次市场化的探测。

　　《妈妈再爱我一次》之后，相类似的悲情题材都引起了轰动，这暗示了中国内地的观众和台湾观众在心态和情结上比较接近，它们的成功也提醒了我们要往市场化的方向运作电影就要考虑观众，尤其是中国人深层次的文化心理，不要以为动作片是解决市场化问题的惟一出路。

　　采写/本报记者刘晋锋

　　■电影笔记

　　把哭泣变成一场狂欢

　　我小时候生活的县城，不是现在的样子，是个小小的小地方，小到什么程度？就是从城东走到城西，穿10英寸的高跟鞋也不会走到断脚，倒是因为熟人太多，打招呼打到手软，嘴皮说到发麻。

　　县城不大，却有城南城北两家电影院，影院门口的开阔地里，有各种各样的小吃。一般都是晚饭、聊天、电影一条龙，一碗馄饨加上个荷包蛋，一把羊肉串，再来俩烧饼。都是熟人，坐在一起聊聊马上要看的电影，一场浮世绘，充满生的热闹。

　　所以，基本上，那时候看《妈妈再爱我一次》，熟人们碰头一边交流着如何感动怎样流泪，一边张扬着自己看到了第几遍———连一向自诩爷们的粗汉子也不再为落泪难堪———一场电影，可以让大家在开始前欢欣鼓舞，每个人都笑容满面喋喋不休着自己看上一场时哭湿了几块手绢；也可以在散场后让男女老幼滚着泪珠露出笑容，说“看了第五遍，还是那么感动”———这种可以任人炫耀哭泣的功力和泛滥善良的立场的电影，在我26年的有限时光里，除了《妈妈再爱我一次》，再未经历过。尽管《泰坦尼克号》也刮起过“湿巾”狂潮，但基本集中在女人的阵营，即使这样，还要在灯光透亮前偷偷擦掉眼泪，毕竟，为爱情的哀伤远不如为亲情的感动那么容易被欣赏。

　　隔着十多年，把电影翻出来再看，当年在哪一个镜头前开始落泪都还记得很清楚，只是现在会提前笑着说，“嗯，该哭了１特别是一想到这个电影里的小强搞不好就是周星驰后来在《唐伯虎点秋香》里的“小强”，几乎是在泪中把自己笑成了一朵菊花。对于我这种“泪点”比较低的人，报纸上随便哪一条伤人害命的新闻都会让我泪如雨下，这样的眼泪当不得真———只是去哭泣，而不进行思考，不过是人类本能的情感释放，谈不上现实主义或批判主义的光芒。但所谓的苦情戏，重要的不是内容，而是气氛，一种把哭泣变成狂欢的气氛。

　　所以，与其说《妈妈再爱我一次》是一部电影，不如说它是一枚催泪弹，为那个年月的集体想望哀愁的人准备的一枚催泪弹，一枚令人快乐的催泪弹。

　　这种类似的感受我开始因为看《超级女声》而再次获得，那么热爱“超女”，并不为她们的“想唱就唱”，而是那些每周可以在电视上出现的小女生们，成了自己和周围人集体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谈论，可以思念，可以向往———这样的娱乐，不需要意义，只要疯狂。

　　□玛法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