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治“虚虚实实”的残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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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九枪击案在八月十七日宣布“结案”(而非“破案”)，正如凶嫌陈义雄儿子的肺腑之言，上述“结案”只是“让某人心安”。在没有凶枪、遗书，而且凶嫌陈义雄已“畏罪自杀”情况下，“最高检察署”如同鸵鸟一般，除了把头往沙里一埋以外，上述“结案”到

　　受害者之一的吕秀莲仍意有所指地说，真相只有一个，她希望看到“具体证据”再做结论。三.一九枪击事件以来，吕秀莲多次透过公开言论表示，目前所公布的证据无法说服她。换言之，连当事人都有合理的怀疑，拒绝接受专案小组的报告；也如同陈义雄夫人陈李淑江的控诉：“在死无对证下，又无法提出强有力的证据，有何直接证据证明我的丈夫涉案？凭什么我们也要接受专案小组的‘结案’”？

　　三一九枪击案真相只有诉诸历史

　　专案小组急于“结案”，当然来自政治考量，目前已无任何具体证据可以找出真相，如果不做出阶段性结论，三.一九如同一个伤口般，就无法愈合，陈水扁统治的正当性就受到质疑。正是为了图个“心安”，专案小组才秉承上意宣布“结案”。但是，当台湾司法独立饱受政治力干涉之际，司法无法扮演最后防线，人民只有诉诸历史，寻求历史扮演最后且最公正审判者的角色。

　　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将兄弟杀死并逼父王退位，玄武门事件真相如何，哪怕有“贞观之治”，唐太宗的夺权仍饱受后人质疑。雍正帝夺嫡事件也是清宫一大公案，哪怕雍正励精图治，仍难逃后代历史家及稗官野史的绘声绘影。陈水扁因三.一九枪击案而侥幸连任，如果真相未明，陈水扁岂不引来千古骂名？千百年以后，后代历史家岂不是以玄武门事件、雍正夺嫡般的思维来看待三.一九枪击案？“内咎神明，外惭清议”，陈水扁午夜梦回真的心安吗？

　　谢陈为求一己权力作政治秀

　　三.一九枪击案往死人一推，一了百了，事情就此打住。同时，另一个令人啧啧称奇的“责任秀”也登场。“海棠”台风过后，桃园县一如去年，又惹出“不淹水却缺水”的民生议题。就在众官员忙于解决水荒问题之际，陈水扁气极败坏地出来骂人，两度要“行政院长”谢长廷负责，否则就要辞官办人。谢长廷惊恐之余，急忙跳到第一线做危机控管；水荒问题解决了，正如官场文化，谁要负责，用三国演义曹操的名言：“借个头”。

　　“经济部长”何美玥是陈水扁拉拔的爱将，能力不佳，却是事务官僚表现忠诚度的样板，治水不佳被形容为“阿信部长”，有陈水扁的关爱又成为“大长今”，何美玥当然不能动。“水利署长”陈伸贤当然有责任，但治水问题牵涉“中央”、地方与“部会”间的协调，要陈伸贤负全责没道理，最后只有以记小过轻打一顿屁股。

　　谢长廷爱将自来水公司李文良是率先提出辞职者，其原始动机可能是“以退为进”，企图将责任丢给陈伸贤。但陈水扁已放话要有人去职，李文良既已表态，谢长廷为了向陈水扁表态，也只好“挥泪斩马谡”，以“弃车保帅”方式牺牲自己人以自保。

　　“责任秀”的经典是“经济部”常务次长尹启铭改调技监。三位“经济部”常次，没有一位水利专家，尹启铭是“前朝遗老”，曾公开反核四禁建，又著书立说提出与民进党迥异的财经政策。尹启铭早就是执政者的眼中钉，经过此次水荒风波，谢长廷终于逮到机会，腾出尹启铭的位置。“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尹启铭，谁叫你不是党中央！

　　民进党执政五年多，政务官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走官邸路线而当红的政治新贵，由于缺乏政务官历练，往往表现平庸或者出事频仍，余政宪、苏嘉全就是经典例子。另一种是直接由事务官僚擢升为政务官，由于技术官僚的历练，他们仍以“事务官心态”担任政务官，忠诚度第一，危机处理能力不足，又囿于科员心态，决策与执行力就打大折扣，何美玥、郭瑶琪就是另类经典。

　　尹启铭是“爹不疼，娘不爱”的事务官孤儿，国民党籍老长官已退出舞台，尹启铭又没有“效忠转移”投绿，在民进党当政者眼中，尹启铭就是“泛蓝余孽”，一心想接班与布局人事的谢长廷，逮到机会当然除之而后快。“借个头”的后果是：一位训练有素的财经产业官僚，就此成为政争的牺牲品。

　　陈义雄被当成三一九凶嫌，以及尹启铭成为桃园县水荒的陪葬品，显示台湾政治“虚虚实实，实实虚虚”的残酷面。陈水扁为了防止跛鸭，必须把不利因素排除，三一九案宣布“结案”，乃至陈水扁为水荒而上火线发火，都是师心自用只为了巩固一己权力。

　　谢长廷必须交办陈水扁的“责任秀”、“发火秀”，最后转弯抹角向尹启铭“借个头”。陈谢如此无情的一面，令人怀疑他们在追求权力的渴望下，会有多少宅心仁厚的一面？

　　只为了巩固一己权力是务虚。政治是有实相与虚相，但执政才五年的民进党当家者如此冷面无情，人民心中自有一把尺，下次他们在投票时自然会做出盘算。(摘自香港文汇报；作者：胡忠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