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8月26日《大河报》报道，沈丘县北杨集乡财政所所长高国昌和副所长兼主管会计高国常属亲兄弟，因为善于“权力经营”，竟把有限之“权源”发挥到了极致。1993年以来，高国昌不仅让农民身份的妻子、4个正上学的儿女、农民身份的妹妹和妹夫等人先后吃上了财政饭，而且其“子弟兵”从不上班，公职人员的所有待遇，却照样应享尽享。
如今，“高氏兄弟”虽已都因滥用职权罪而锒铛入狱，但其作为一个“集权模型”，
仍不乏其巨大的警示效应和认知价值。正如沈丘街头的一位群众所说:“为什么当时的领导让他亲兄弟两个在一起当所长和会计？办恁多假手续，难道有些人不该反省？”是的，现实中这样的现象极为普遍，诸如类似“高氏兄弟”在一个单位狼狈为奸的状况，明明是潜在的祸患，但在主管者眼中却竟能见怪不怪。究其原因，就是时下一些局部的官场生态，由于“利益共同体”而形成了相对均衡状态，故而官员之间便相互包容对方的“明病”，个个变得见怪不怪。
在各类行政机关，时下的机构臃肿和人员膨胀状况的确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据测算，在现有财政供养机制下，每增加一个人，一年至少需增加财政支出两万元以上，而“吃饭型”财政已使得财政的其他再分配职能严重受限并萎缩。长此以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必将受到严重威胁和影响。然而，就在各地财政负担业已步入危如累卵之境，行政机关进人风却在各种权力的运作之下，依旧狂刮不止。而“高氏兄弟”导演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戏，只是此种状况的一个小小的缩影而已！
长期以来，地方行政事业单位人员流动停滞，早已成为“只进不出”的“养老院”和“保险箱”。而“皇粮”的巨大魅力，更成为一个导引权力犯罪的“引力场”，于是，有权势者玩权凭路子，无权势者花钱托关系，生方设法也要把各自的亲人往机关里塞。即便在精简机构的最敏感时期，照样会有数量可观的“关系户”和“子弟兵”拥入“吃皇粮”的队伍，这种畸形格局，多半是官员通过公权力暗室运作的恶果。透过“高氏兄弟”这一低层次的“集权模型”，我们也就会看得愈发清晰和逼真了！周士君责任编辑：李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