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松民
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日前在有关国家助学贷款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点名批评海南、天津、黑龙江等八省市在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方面毫无作为（据8月30日《新京报》报道）。
在普通民众的印象里，政府似乎是铁板一块的，中央对地方可以如臂使指，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这里一个最关键的矛盾在于：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虽然在理论上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政策，但他们是有自己单独的利益的，这种利益往往和国家的利益并不一致。因此他们在执行政策时，通常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对中央的政策进行“阉割”。双方博弈的结果往往是：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利益得到了保证，但中央的政策却被扭曲、变形，国家和公众最后则要对由此造成的所有后果兜底买单。
当然，中央政府有权力也有责任来督促地方官员不打折扣地执行自己的政策。但和任何“委托—代理”关系一样，中央在面对地方时也有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同时，中央要纠正对自己政策的“阉割”，还必须通过那双“阉割”自己政策的手来进行，我们可以想见，这其中肯定还会出现新的“阉割”。所有这一切，可以简单概括为一个“管理成本”的问题。比如在张保庆批评的这八个省市，“管理成本”已经完全抵消了“管理效益”，结果是“零蛋”。
从这个角度来解读教育部对八省市“隔空喊话”，我们就不难发现其中的深意了。这实际上是中央政府在无法克服管理成本过高带来的困难的情况下，试图另辟蹊径，寻找新的管理手段，即动员社会公众和舆论，来共同参与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因为“隔空喊话”产生的客观效果是澄清了究竟谁应该对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不能落实承担责任，这就把地方政府置于一个不能不回答的处境，同时使社会公众和舆论在督促地方政府履行自己的职责时，握有了“尚方宝剑”。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这是现代政治文明与传统政治文明的主要区别所在。
信息公开又是公众参与的一个必要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肯定教育部这次“隔空喊话”是符合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的；同样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承认这八个省市有公开作出解释的义务和对教育部进行反批评的权利。在我看来，只有在这种公开的互动过程中，地方官员利用“阉割”和扭曲中央政策的方式来谋取私利的空间才能够被大大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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