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军179师537团团长卫士樊兆甫 表哥过家芳带我跟随张自忠抗日

　　特别报道　第59期

　　重现历史迷思中人性的温暖，还原宏大伤叙事下细节的真实

　　他们是光荣的缔造者，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人

　　老兵档案

　　樊兆甫

　　1923年　出生于安徽凤台县

　　1939年底　加入国民革命军，为77军179师537团团长过家芳的卫士，后任团部文书

　　1941年3月　保送到黄埔军校学习

　　1943年　任537团2营营长参谋

　　1948年　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4军102师师部译电局局长，1950年回乡

　　进入低矮的院门，左边是一间茅草屋，里面是一些破旧的农具，上面落满灰尘。右边是一间面积约20平方米的瓦房，地面高低不平，里面摆着一张床和桌椅箱柜等家具，都已经旧得发黑。平房的墙壁上挂着一个相框，相框的左上角有一张年轻军官的照片。

　　“这是我表哥过家芳。”82岁的主人樊兆甫指着相片说，“我16岁的时候，就是我表兄过家芳带我加入张自忠部队的，那时候，他是国民党537团团长。”

　　16岁的樊兆甫加入部队后，经过3个月的简单训练，就参加了抗日名将张自忠牺牲前的最后一次出征。加上目睹张自忠的遗体，樊兆甫只见过张3次，但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樊兆甫多次说:“张将军真的是个好人！”

　　表哥带我入伍

　　与樊兆甫一起参军的30多名家乡青年中，有15人在抗战中牺牲

　　1940年4月中旬，盘踞于武汉的日军，从湘北、赣北抽调第六师团及第四十师团各一部，连同原驻湖北省境内的第三、十三、十六、三十九等师团，再加上特种部队，分别集结于湖北的钟祥、随县、信阳各地，向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五战区襄东方面主力部队发动进攻。

　　对此，国民革命军作了周密的兵力部署。而由张自忠任总司令的第三十三集团军之第五十五、第五十九、第七十七军担任襄河守备。此时的樊兆甫是第77军179师537团团长过家芳的卫士。

　　前一年的1939年，樊兆甫还是安徽省凤台县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正面临着毕业，但是日军的入侵，使得樊无法继续学业。那时，他的表哥(他大舅舅的儿子)过家芳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第77军179师537团团长，因为回家省亲，顺便从家乡蒙城和凤台带走30多个青年一起参军(其中15人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先后牺牲)。从1939年底到1940年1月，樊兆甫与同乡们一起从安徽蒙城徒步走到湖北的钟祥县。随后经过了3个月的训练，学习射击、夜战、村落战和山地战等等。

　　1940年5月1日，日军兵分三路向襄河东岸国民革命军五战区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枣宜会战正式开始。入伍只有三四个月的樊兆甫随即奔赴战场。

　　连日来，国民革命军虽进行顽强的堵击、侧击，使得日军吃了不少苦头，并时而收复失地，但明港、长寿店、田家集、随县高城、安居等地相继被日军占领。

　　5月7日，张自忠亲率74师过襄河，赴东岸督战。在河东，已有38师和179师。渡河后，天降大雨，张自忠挥师北向，一路疾进。此时，179师在钟祥北直河以北与日军对峙。5月8日，过家芳率领的537团奉命由长寿店以西向敌后方袭扰。9日黎明，张自忠率部继续北进，在二郎庙与敌遭遇，将敌击退。上午，黄维纲师长率38师前来会合。尔后，张自忠指挥该两师马不停蹄，继续向北攻击前进。途中，在新街、白庙、方家集等地与日军发生激战，毙敌甚众。经过两三天的努力，张自忠与河东各师陆续取得联络，逐步控制了局势。

　　但张自忠的积极作战行动，引起日军的严重不安。5月11日，日军第十三师团和第三十九师团掉头南下，集中力量攻击张自忠部。

　　13日晚，179师和180师先后来电告知，两师师部分别被敌阻于田家集、老河口。因此，两个师均需接应。为接应上述两师，张自忠决定把部队分为左右两纵队:黄维纲师长指挥38师为左纵队，向田家集方向推进，接应179师；74师为右纵队，由他亲自指挥，先接应180师到方家集集中，然后向南追击。

　　之前，179师副师长吴振声令537团肃清敌人后，继续向新街前进，与38师会合，归38师师长指挥。

　　5月14日拂晓，日军在新街向537团发起猛攻，战况激烈，537团陷入重围。此时，东面的38师也与敌激战，西面二十多里处的枪炮声尤为激烈。后来得知，那正是南瓜店，就是张自忠将军与日军激战的地方。

　　5月15日，日军用炮火掩护步兵向537团猛攻，并用3架飞机参战，战斗更为激烈。16日，日军继续向537团发起进攻，但至中午时分，38师方向炮火沉寂，张自忠方向炮火也已消弱。此时，537团周围，日军援兵增加，攻势更烈，537团被迫向东北突围。后奉38师师长黄维纲的命令，向西进袭，向总司令张自忠靠拢。

　　但5月17日下午，537团经方家集到吴河营附近时，得知总司令张自忠已于16日牺牲。

　　白天睡觉晚上突袭

　　枣宜会战日军伤亡也很大，鬼子尸体在晒谷场上堆成一座小山

　　枣宜会战期间，作为一名普通卫士的樊兆甫，并不知晓他所在的537团，在当时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也不知道该团是怎样与张自忠短暂会合后，又迅速离开的。但樊兆甫记得很多战争的细节。

　　1940年5月中上旬，樊兆甫每天都在战斗中度过。“白天，我们打不过日军，日本有飞机，他们的大炮火力非常猛，还有坦克，鬼子也非常多。”樊兆甫回忆说。

　　相对于日军来说，当时中国国民革命军的武器装备还相当差，只有手榴弹、手枪和大刀，还有汉阳造步枪，“我们只有破机炮，但威力相对于鬼子的大炮要差远了”。

　　因此，537团所采取的战术是，白天不打，而是躲在树林和深草间睡觉、休息，或者直接抱着枪靠在树上睡觉。此间，537团一直处在连绵的山间，但一旦碰见日军就打。夜晚来临，537团变被动为主动，偷袭日军。

　　连续近半个月的时间里，士兵们吃的都是炒米，喝冷水。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只装炒米的袋子，吃完了，部队临时再炒。“但由于条件不好，米都被炒焦了。”

　　5月的湖北，正值雨季，时降小雨，战士们仅一身衣服，湿了又被自己的体温烘干，不久又被雨水淋湿。在这场艰苦的战斗中，日军伤亡一样惨重。樊兆甫还记得，打扫战场后，日军士兵的尸体在老百姓的晒谷场上堆成一座小山，然后浇上汽油烧毁。

　　5月17日，樊兆甫随537团赶到钟祥。张自忠的遗体被运到钟祥。日军用白布将张自忠遗体包裹装入棺材，棺前插一木牌，上写“支那总司令张自忠之灵”。

　　“我看见了张将军的遗体，很惨，头部被子弹打了一个窟窿，腹部被鬼子刺了几刀。”2005年8月4日，樊兆甫比画着说。

　　根据日军战史资料显示:日军一等兵藤冈，端着刺刀向中方最高指挥官模样的大身材军官冲去，此人从血泊中猛然站起，眼睛死死盯住藤冈。当冲到距这个大身材军官只有不到三米的距离时，藤冈从他射来的眼光中，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威严，竟不由自主地愣在了原地。这时，背后响起了枪声，第三中队长堂野射出了一颗子弹，命中了这个军官的头部。他的脸上微微地出现了难受的表情。与此同时，藤冈像是被枪声惊醒，也狠起心来，倾全身之力，举起刺刀，向高大的身躯深深扎去。在这一刺之下，这个高大的身躯再也支持不住，像山体倒塌似的，轰然倒地。

　　5月17日，过家芳派人将张自忠的灵柩抬回，并由38师连夜护送渡过襄河。

　　张自忠写信“照护我”

　　一个平易近人的高个长官拍着樊兆甫的肩膀问:“小兄弟多大？”

　　1940年5月17日，是樊兆甫见到张自忠的最后一面。而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至今还清晰地刻在樊的脑海里。

　　1940年3月1日，入伍不久的樊兆甫和另外7名新兵，在副排长杨拱斗的带领下，到襄河渡口去领口粮。樊扛着竹竿走在最前面，突然看见五位长官模样的人在襄河沿岸观察地形，樊立正向他们敬礼。

　　其中一位高个长官拍着樊兆甫的肩膀问:“小兄弟多大？”“16。”“读了多少书？”“初中。”“叫什么名字？”高个的军官又问。“樊兆甫。”“什么时候入伍的？”“今年一月份。”“家乡在哪里？”

　　“家乡在安徽蒙城。”樊回答的是他表哥过家芳的家乡。高个长官对樊兆甫似乎很感兴趣，他接着问:“蒙城到这里有两三千里路，你是怎么来的呢？”

　　“是跟着我表哥过家芳一起来的。”樊兆甫回答道。

　　一番询问之后，高个长官拿过纸笔，写了一张短信让樊兆甫转交给过家芳。樊兆甫一看才知道，眼前这位平易近人的长官模样的人竟是当时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纸条上写道:“家芳兄:你的表弟樊兆甫还很年幼，千里援军抗日，且伶俐俊秀，又有文化，可照护他，以后有机会提拔他上学。此致，张自忠即日。”

　　这是樊兆甫凭着自己的记忆记录下来的文字。樊以前有写日记的习惯，但在“文革”期间，日记全部烧毁了。

　　1941年3月，樊兆甫果真被保送到黄埔军校学习。1943年毕业后，樊兆甫被安排到537团二营开展敌后游击战，樊给营长徐桂森当参谋。

　　左臂被机枪打了个洞

　　“我就用一只手上子弹，先用腿夹住枪把子，然后用右手装子弹”

　　1943年冬的一次战斗中，徐桂森的左胳膊被日军的机枪打断，樊兆甫的左臂也被日军的一颗子弹打穿。这个子弹穿过的洞，在以后的岁月里虽然长了新肉，但是在手臂的两面，至今都还留下两个窝。

　　那天正值黄昏时分，天上高高挂着月亮，湖北当阳的李家冲浮动着腊月的寒冷空气。徐桂森带着全营500人，趴在山冈上伏击一路日军，日军人数约为400人。

　　头戴钢盔，手握手电筒和长枪的日军越走越近。二营的士兵们迟迟等不到开枪的命令，有些不解。樊兆甫对徐桂森说，不要急着开枪，等日军到了我们跟前的时候，我们才打。

　　当日军逼近到几十米远的时候，随着徐桂森的一声令下，手枪、步枪、手榴弹一起打响了。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日军瞬间被打乱了。

　　“这次战斗只打了1个小时就结束了，日军被打死300多人，有的鬼子还没死，有的当兵的用石头把他砸死。我们也牺牲了100多人，都是很年轻的。”樊兆甫说。

　　但是在这次战斗中，营长徐桂森的左臂被打断，樊兆甫的左臂也被机枪打穿了一个洞。“左手抓刀就抓不住了，也不能上子弹。我就用一只手上子弹，先用腿夹住枪把子，然后用右手装子弹。”82岁高龄的樊兆甫用十分生猛的动作演示着，好像又回到当年他年轻时的战场上。

　　直到抗战结束，樊兆甫一直在湖北的当阳、南漳等地跟日军打游击。“都是选择夜间和刮风下雨的日子打。这一带的日军据点都不大，到抗战结束，我们基本上把这一带的鬼子都消灭掉了。”

　　随表兄参加解放军

　　一次回乡彻底改变了樊兆甫的命运，他3个年幼的儿子后来被饿死

　　1946年1月，樊兆甫随国民革命军第77军进驻徐州，守卫运河。那时，他的表兄过家芳已经是77军132师师长。

　　过家芳，早在1927年便加入共产党，和彭雪枫、过家和等人在西北军29军从事兵运。后彭雪枫的身份暴露，不得不经上海到江西苏区随红军主力征战。过家和被派到安徽。过家芳因其父过之翰在西北军地位较高，利于掩护他的真实身份，所以继续从事兵运。一次，宋哲元拿着清查名单指着过家芳的名字对过之翰说:“你儿子怎么会是共产党呢？”随即拿毛笔圈去。因此，过家芳一直深入到国民党内部。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中，过家芳和同为中共地下党员的何基沣、张克侠一起，组织国民革命军第59军和第77军共同起义。起义后，过家芳任中国人民解放军34军副军长。

　　“李先念来过很多回，和我表兄说话，我不知道是谁，等他走了之后，我表兄告诉我说，这个人就是李先念。”樊兆甫回忆说。

　　跟随过家芳一起起义的樊兆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4军102师师部译电局局长。樊应该有更好的前途，但是1950年的一次回乡彻底改变了樊兆甫的命运。

　　那年，樊兆甫请假回家，安葬去世的父亲，结果族中的长辈都劝他不要再回部队了，留在家里教书，村里的一所小学有100多个学生，但没有老师。在长辈们的劝说下，樊兆甫最后选择留在家乡教书。因为樊的名声，导致附近学校的学生都转到樊兆甫的学校里，因此，樊被人怀恨在心。有人偷偷向当地政府告他，说他是“黄埔特务”，樊因此被关了几个月。

　　1958年，樊兆甫更是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他被打成“右派”，强制参加义务修路，而他的3个年幼的儿子，都在此期间饿死，仅剩下一个女儿。

　　樊的老伴现年84岁，他们的女儿帮他们种了4亩地，这是他们最主要的生活来源之一。除此之外，凤台县政府给樊每月发放360元的生活费。

　　“当地政府对樊还是相当照顾的，其他的黄埔军校的学员(指非退休人员)，政府只发100多块钱的生活费。”淮南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袁国兴说。

　　抗日名将过家芳

　　砍死15个鬼子缴获行军图

　　过家芳，安徽省蒙城人，1925年参加革命，1927年在北京入党。在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为动员爱国青年，他从北京向家乡蒙城寄去《告蒙城同胞书》，播下蒙城人民革命斗争的火种。入党后，他和彭雪枫、过家和在西北军29军从事兵运。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纵容下，继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后，又向热河大举进犯。1933年1月3日山海关陷落，3月3日日军进占热河省会承德，随后继续南下，进逼长城一线。中国驻军奋起抗击，在长城各口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敌我双方均损失惨重，最后，在敌我势力悬殊的情况下，我军对日军采取夜袭，所有攻击部队不开枪，不投手榴弹，只用大刀匕首。

　　1933年3月12日凌晨4点，部队开始对日军进行袭击。时任第29军副营长的过家芳举着大刀，冲进一个设在小寺庙内的日军指挥部，一连砍死了15个鬼子，还夺得敌大佐的自卫手枪和行军图囊，捡得日军长城一带兵力配备详图，上面标着日军的进攻路线及具体进攻时间。大佐，相当于上校，是此次夜袭中被砍死的最高级别日军军官。缴获的情报让29军得知日军下一步行动方向。这次袭击，带回来的日军脑袋一共有600多颗，其中日军军官的脑袋一共63个，最高职位是大佐，没带回来的就不计其数了。

　　喜峰口从此被日军视为畏途，29军与29军的大刀，从此载入中国军事历史。过家芳也因此成为徐学业编写的闻名于世的抗日名曲《大刀进行曲》人物原型。

　　在淮海战役中，过家芳将军担任国民党77军132师少将师长(为地下党员)。1948年11月8日，他和何基沣、张克侠等一起率2.3万人在贾汪、台儿庄组织起义，通电反蒋，宣布加入解放军。同年12月9日，毛泽东、朱德致电盛赞他们的起义是淮海战役的第一大胜利。起义后，过家芳被任命为第三野战军第34军第二副军长；解放后，过家芳将军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本报特派记者　鲍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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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访抗战老兵》系列报道现已改为不定期刊出，该报道将延续至9月3日，敬请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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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抗战名将过家芳的表弟樊兆甫。　记者　鲍小东　摄

　　千秋忠烈张自忠将军。

　　1940年5月16日，国民党第五战区部队进攻枣阳城。

　　抗日战争初期的抗日宣传画。

　　1940年6月，日军占领宜昌，对重庆构成重大威胁。6月19日，中国军队夺回宜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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