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日集粹：如此变味儿的“腐败型节约”

　　侵害了国家利益。俗话说得好，“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这样做的结果却是，在某些情况下，该管的不敢管，该说的不敢说，对企业违法乱纪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终，私企得到了不该得的好处，损害的却是国家的利益。厉行节约、创建节约型社会，作为各级党政机关来说，自然应该做出表率。但是，少数基层党政机关的这种“腐败型节约”，的确让“节约”变了味。

　　在如何控制北京人口的问题上，以往有一种专家意见，是减少低素质人员进京，而这种观点往往被认为是对穷人的歧视和不公平，因为所谓低素质人员往往收入也相对较低，相对比较贫穷。现在又出现了专家建议提高生活成本控制首都人口，“使一批人无法在北京生活”。这显然也是对穷人的歧视与不公平。

　　有关部门向佘祥林支付国家赔偿自是应该。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在当地国家机关实施侵权行为时，相关工作人员具有故意或重大的明显过失行为。比如在佘祥林前妻出走、找寻到一具女尸后，公安人员没有进行DNA鉴定，就轻率认定是佘的前妻，从而为此后系列错误的发生“奠定了基础”；当地公安人员在审讯佘祥林时采取了为法律所禁止的刑讯逼供行为，个别工作人员已涉嫌犯罪；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形下，当地法院没有坚持“无罪推定”原则，判处佘祥林有期徒刑，不能说不是原可避免的重大过失。

　　作为一名在河南生活多年的南方人，我认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淳朴的民风才是河南的主流形象，河南人从没有真正超出中国的传统文化亮点的范围。故而，我对于近年来非常火热的河南人形象的大讨论中的过激语言，有着非常坦率的反感。河南人首先是中国人，很多的人早已离开这样的原则，这是非正常的言辞甚嚣尘上的关键因素。

　　不过在这种现象的背后，受到伤害的决不是某个人、某个群体，而是整个教育的公平，整个社会的公正。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好的教育、公平的教育，就是以人为本的教育，是为多数人提供同等机会同等优质服务的教育。作为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价值，教育公平已经成为各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之一。我们知道，现代社会的教育，一方面在社会流动、社会分化中具有“筛选器”的功能；同时，又具有稳定器、平衡器的功能，被视为是实现社会平等“最伟大的工具”。教育公平的核心是“教育机会均等”。

　　大家都明白如今的教育弊端重重，但牢骚归牢骚，大家游戏其中，难免被游戏所困。所以，我有些理解为什么对于科举废除100周年纪念日的“淡忘”了———当下教育依旧是弊病重重，我们可以轻松地述说过去的错误，却很难直面现在以及未来仍将遭遇的痛苦，所以闭口不谈，以为就可以回避。有着1300年历史的科举，国人仅仅用了100年时间就想推倒其灵魂枷锁，也许并没有那么容易。

　　对于这个问题的看待应该一分为二。卖淫嫖娼，即所谓的性交易，在我们的生活中，几乎是一个“地球人都知道”的现实问题。政府对于不少娱乐、服务场所中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卖淫嫖娼现象，一直都是持打击的坚决态度。虽然，“扫黄”搞了多年，但娱乐、服务场所的一些“生意”始终禁而不绝，足以说明这些“生意”有着错综复杂的社会成因，单靠“严打”、“扫黄”远不能从根治。

　　行政区划改革只是社会上层建筑改革的其中一块，这项改革除了必须修法在先，还必须依赖于整个上层建筑内的其他政改课目为其提供配套，否则，它很难单兵突进。除此而外，仅从经济角度考量，它须有足够的财力为因机构撤并而“下岗”的官员退路埋单。因此，即使不考虑改革所涉及利益的“立体”性和配套性，仅顾及地区之间发展差距之大，我们就不敢轻言这项改革的结果预期，至多只能表示谨慎乐观。

　　个税起征点上的争论反映的是税收观念的不同。个税的作用究竟是调节收入水平，还是保障财政来源，这两种观念的分野决定了对起征点的判断。毛寿龙教授的“8000元”，他个人说是从个税法当初的立法思路“劫富济贫”推导出来的，而当前的1500元的拟议调整，金人庆部长的解释是为了“解决城镇居民生活费用税前扣除不足”的问题。显然，政府的思路与学者并不一样，1500元的着眼点，更多的是在保证政府税收和减轻人民税负之间寻求妥协。也因此，希望以个税法的调整达到“劫富济贫”的目的，乐观得显系盲目。

　　可以让我们看到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可以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民意。但无论是2003年的全面放开，还是当前各地有关婚检改革的新举措，似乎都没有看到“试点实验”这一环节。政策、制度的出台太过随意，在推行过程中出现问题也就在所难免了。婚检制度不是设计出来的，它是民意和民情的反映，要经历从预案、征求意见到试点实验并最终正式公布生效这样一个的过程。当下，反思以往在婚检制度设计上的程序问题和理念问题，这比忙着设计制度更重要。

　　工商时报:从高校教师高收入看教育成本之乱

　　我们也欢迎高校教师成为高收入者，但那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高校教育的高质量化。高校教师成为高收入者必须“名副其实”，那才是社会之幸，而那种利用垄断地位，以“乱收费”方式达到的“高收入”，是不可取的，它不仅折射出了我国教育中存在的很多问题，同时也为高校“高收费”、“乱收费”的资金用途做了一个很好的解答。

　　“穷”是个大问题。地域形象的背后就是经济形象。以“经济分析”来研究“非经济问题”而著称的贝克尔认为，“雇主歧视是一种‘自我毁灭’的爱好——因为沉湎于这种爱好的雇主提高了营业成本”。所以振兴河南也好振兴任何地域经济也罢，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兼容的体制来迎头赶上，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痛定思痛”，譬如河南优秀工商企业能不能承载起河南标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