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14日启超与廷伟两人往中山行馆吊唁。廷伟出门时带着两枝左轮手枪和几把飞镖。沿路无事，但到了行馆，当时守门的是北大的一些学生，硬不许启超进去。启超发怒，觉得这是很失面子的事。双方争执越来越激烈。廷伟当时怒极丧失理智，差点出手伤人。幸好行馆里面几位高层人物赶出来调解，并让两人进去。廷伟多年后回忆起此事，仍心有余悸。这批青年血气方刚，盛气凌人，人再多就拳脚也不是廷伟对手，但如果真误伤了人，后果不堪设想。其实梁启超与固执的康有为不同，与孙中山等革命派人不但
见过多次面，有过共识，后来也多有往还。廷伟更熟其中联系渠道。启超之所以与孙中山论战，初出于师命难违，也出自家风的从一而忠的传统。当然他本身也不愿看到暴力革命带来的破坏及中国从此战乱。在救中国的大方向上和感情上虽不道合，但有志同的一面。守门人幼稚的绝对化，将他们看作敌人，如何不急，如何不恼！我父亲曾问梁启超：“你和孙中山都是为了救中国，但你为什么憎他们用革命的手法？我倒觉得革命似乎见效快哩！”启超道：“你不懂事……中国从此乱了，你还是不要从政为好。”
从最初培养我父从政（国士才），到后来时势的发展和我父思想渐趋激进（除与孙中山的革命党有联系外与南开周恩来等办的觉悟社都有接触），启超看到廷伟从政的危险。为保住一脉香火（我父廷伟是独子），断然叫廷伟不要从政了。这种转变完全出自对逝去的伯父的责任心和对廷伟的爱心。而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如思忠）他倒没加以这种干涉。也正是受启超的这叮嘱，1925年北京税务学堂招考，廷伟未告知启超便去应考。该学堂是英国人办，为海关培养高级人才。由于毕业后终生录用，生活有保障，在当时旧中国报考当然踊跃。据闻取录率是千分之一。当我父亲廷伟以优异成绩考取，启超大惊，立即奖励300大洋。1928年10月启超病重，其间廷伟常去探望，启超自知不久人世，将若干物件（其中包括他写《饮冰室文集》的笔和一部书稿等等）交付廷伟。1929年1月19日启超逝世，廷伟极其伤心。离校至北京广惠为启超守灵，灵宫前挂着廷伟的挽联：“愧非国士才终负先生知己感”。同年年底，廷伟从税务学堂毕业，到灵堂行大礼拜别启超灵位，从此离开北京和天津。
启超经历官场后有一段话：“做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在旧中国暴力横行，从政是危险事。我父遵从叮嘱，拒绝一切政党或海外之邀聘。他甚至为了“清静”请调往无人愿去的云南蒙自海关，在云南爬了不少山。至于赖以糊口的海关，总署曾要提升他当总税务司，他拒绝了。后来不知怎的他的档案上有“超等一级税务员”的职位。在海关，他“公私分明”“洁身自好的君子之道”是出了名的。业余从事各种趣兴研究，包括甲骨文，各门科学（包括剑谱、棋谱），编字典等等。晚年调至中国畜产进出口公司广东分公司任业务经理。
廷伟初是启超书童，继是护卫兼秘书。启超思想的很多真谛，他是得其要的。可惜过去长期被社会忽略过去了。就如这两封信，能够真正完全读解的人，可能很难找了。我过去长期专注科技工作，发觉启超的很多思想及启超的这两封信是特别的文化遗产，时已太迟，愿拾回点滴，以作抛砖引玉。望人类思想的精华能更多被人们忆起、研究和探讨，这样智慧和思想文明才会有新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