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跑爸爸 重压下暂时选择放弃

　　联体婴儿的小腿蹬得比以前更有劲了；好心人为联体婴儿的父母捐赠了生活费，无偿提供了一套临时住房。按理说，联体婴儿的爸妈应该可以在上海安心住下来，好好商量孩子的事情。可就在这个时候，孩子的父亲胡再纪却不听劝阻，8月30日下午从上海乘5时30分的车独自一人回到了台州玉环农村。

　　他为什么一走了之呢？这个逃避的举动是否就说明了他的选择———放弃？

　　9月1日，晨报记者再次来到胡再纪的老家———玉环县清港镇扫帚山村。这个“逃跑爸爸”坐在老房子的石头门槛上，当着乡亲们的面，一句直率得让人难以接受的话脱口而出———“最好孩子死在了手术台上。”

　　逃避，他只想让生活回到从前

　　9月1日，海边县城玉环又刮起台风，扫帚山村山雨欲来，铅灰色的乌云压得低低的。傍晚时分，胡再纪骑着摩托车从楚门镇上的家具厂下班回来。老婆不在，他只好到76岁的老娘这里来吃晚饭。

　　回到老家，胡再纪似乎轻松自如了很多，他不像记者在上海“红房子”医院里见到的那样，坐立不安，甩着手走来走去，而是径直走到老房子的石头门槛边，挨着老娘坐下来。“我就想不通，老婆为啥不回来？在上海，就像关在鸟笼一样，难过死了。”

　　8月31日半夜回到村里，第二天稍事休息，胡再纪就去上班了，“还是上班好，一天一会儿就过去了，不像在上海，我啥也做不了，时间过得特别慢。”对着木头、工友和老娘，显然比对着老婆、丈母娘和媒体自在多了。经过这么多天的折腾，他总算回到了以前的日子：忙活了一天后下班回家，看7点钟的《新闻联播》，然后到村口遛遛，听听散坐在小卖部门口的人说些什么闲话，瞅瞅麻将桌上谁又输了多少，然后看会儿电视连续剧就洗脚睡觉。

　　“胆子怎么样？”记者听得一愣。

　　“走的时候，孩子说是做了一个胆的检查，结果怎么样？”胡再纪说。

　　“这个不太清楚，不过腿脚比以前有力了。”记者拿出一叠有联体婴儿报道的晨报递给他。

　　胡再纪并没有仔细看，胡乱地翻了几下，“不想看，看了心酸。”不过，当翻到联体婴儿蹬腿次数增加的那则消息时，胡再纪还是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这两天（孩子）吃什么？我听说，整天打营养液也不大好的。”

　　这时候，胡再纪老娘家的院子里进来了十来个乡亲，不少还是抱着孩子的妇女，其中一个才6个月，胖胖的小脸上眼睛又黑又亮。胡再纪看了看，垂着头说：“我回来越想越觉得没希望，就是救活了一个，跟他们的孩子还是不能比。我们辛辛苦苦挣来的这点钱，是不是不吃不用，都要给了她？我是不是一辈子要背债养她？”

　　“这种孩子养着没啥盼头的，花钱又多，不要说我现在不敢生第二个，到时候有没有能力养第二个也难说。”

　　害怕，让他不敢见孩子第二次

　　“我老婆啥时候回来？”胡再纪问。他似乎始终也无法体会母亲离不开孩子的心态，有趣的是，这种分歧也体现在围观村民身上。院子里的男人们，好几个和胡再纪一个想法———既然孩子有医院照顾，自己又看不见，留在上海不是多花钱么？自家老公都回来了，女人怎么可以一个人在外面呢？而几个年轻的妇女反驳道：“孩子刚刚生下来，妈妈怎么舍得走呢？”

　　回到老家的第二天上午，胡再纪给妻子打过一个电话，但没有人接。当记者告诉她，陈艳芬去医院的那天只看见了孩子的上半身，下半身被包裹起来看不见时，胡再纪说：“还是不看见好，看见下面对我老婆的刺激太大。”胡再纪是全家唯一见过孩子“全貌”的人，“当时护士还把孩子的屁股也翻过来给我看。”不过，这一看，与其说留给他的是初为人父的喜悦，不如说是乍见“怪胎”的震惊，这一眼的印象一直深深地刻在他脑子里，害怕得以至于拒绝去看第二次。

　　“老婆不叫我，我就不去上海了。”胡再纪打定了主意，“不过（孩子）动手术时当然要去的。”

　　然后，冷不丁地，胡再纪说了一句直率得让人难以接受的话：“最好孩子死在了手术台上。”

　　记者离开的时候，村里一户人家正在放烟花，胡再纪嘟囔了一句“有人结婚啊？要是我孩子大了，不晓得有没有人肯娶她？”

　　爸爸为何逃跑———晨报记者与资深心理医生对话

　　“眼不见为净”是一种自我保护

　　王裕如：资深心理医生、上海知音心理咨询培训中心主任

　　晨报记者：联体婴儿的爸爸不管不顾地自己走人了，你觉得他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王裕如：可以理解，这是压力之下的一种逃避。孩子他想生的，但生下来了，他吓一跳，一想到这可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一个终身的责任，或者说是一个终身的累赘，他毫无准备，也没有什么办法，本能地就会逃避。中国有句老话“眼不见为净”，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晨报记者：孩子的妈妈似乎并不因为孩子的怪异而害怕，而父亲似乎很害怕，有些排斥，多次说“不想看见”，“看见了心里难过”之类的话。在对孩子的接受度和情感上，男性和女性是否存在着天然的区别？

　　王裕如：是的。孩子是母亲身体的一部分，是真正的骨血，再怎么样妈妈也会陪到底。而对男性来说，“父亲”、“血脉”更多的是认识上的、意念上的观念。

　　晨报记者：丈夫一走了之，这对妻子的心情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王裕如：毫无疑问，一个人面对人生的灾难，没有人可以分担、分享，她肯定很沮丧。可是，中国的农村女性往往习惯这样，就算心里再气愤，再难受，表现出来的却往往是漠然。

　　晨报记者：爸爸甩手走了，妈妈应该怎么面对孩子的选择问题呢？

　　王裕如：顺其自然，接受现实。选择是应该在事情发生之前做的，孩子一旦生出来，父母其实就已经被这个事件反过来所控制了。

　　晨报记者：这对来自农村的夫妻正处在矛盾无助中，似乎没有清晰的判断和决定能力。王老师，假设他们现在问应该怎么做，你会怎么回答？

　　王裕如：我没有办法告诉他们做还是不做（手术），现在只能听医生的了。根据医学的说法，再作出决定。

　　晨报记者：昨天在玉环老家，孩子的爸爸说：“孩子最好死在手术台上”，这样麻烦就彻底消失了。你怎么看待他这种选择？

　　王裕如：听起来残酷，但这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他也只有回到村里，才敢说出这番话，

　　晨报记者：即使孩子手术成功了，在她的成长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困难。乡亲们说，联体婴儿的父母都挺老实内向的，和村里人接触也不多。而我们从采访也感觉到，夫妻间的交流也不多。爸爸又是这么一个压力之下甩手不管的性子，这对孩子日后的成长会有什么影响？

　　王裕如：如果孩子健康，情况会好点；如果身体残疾，必然会对她的成长有负面作用。在农村，残疾的孩子更是难以得到一个良好的健康的成长环境。

　　作者：晨报特派记者谢岚台州玉环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