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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激情燃烧的岁月,晚报独家披露南京知青支边始末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05日10:20 南京报业网

  金陵晚报记者 朱波【金陵晚报报道】当年去支援新疆建设的南京知青,并不是五女中一所学校,南京城和郊区的每一所中学,都有大量的知青被组织起来,到新疆开垦农田安家落户。仅1965年一年,就集中走了4000名知青,而在此前后不到三年中,共有1.8万名南京人奔赴新疆,将青春热血洒向了那片辽阔的土地。这些知青当年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踏上征程,又是如何在无人迹的戈壁扎根和安家的?这几日,记者走访了一些学者和不少知青本人,并在南京市档案馆查找了大量的资料。在他们的叙述和描写下,南京知青支边始末的轮廓

终于被还原了。

  1、 背景:如何踏上支边路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国家制定“屯垦戍边”政策,动员大量的部队复员官兵和内地支援边疆建设的农村青年和城市知识青年到新疆去,组织军垦和农垦系统。“支边青年”的称呼始于此。1958年,左倾的“大跃进”开始了,短短两三年中,工业建设扩张厉害,农村也开始办厂炼铁,大量农村劳动力损失,粮食产量急剧下跌,加上天灾不断,从1960-1962年,中国经历了特别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1962年,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全国县委书记以上的重要干部都到北京,总结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中的问题,毛主席当时作了自我批评,刘少奇也作了书面讲话,检讨大跃进出现的问题。大会结束后,在中南海西楼,刘少奇主持了重要的“西楼会议”,陈云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分析后认为,中央必须统一思想,认识到当时处于非常时期。西楼会议之后,中央提出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和一揽子计划,其中很重要的决定是动员三千万城市人口到农村去;当时,城市人口都是由国家供给粮食的。从该年起,全国开始组织青年上山下乡,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还发布了指导知青下乡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1961年到1965年的四年中,知青上山下乡基本是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而且,对于城市知青来说,当时留城还是下乡,是基本上可以自由选择的(注:比较起文革时期的老三届而言)。根据中共中央南京市委精简小组的一份文件显示:从1962年到1965年年初,南京先后动员1.6万名城市知青上山下乡,1965年,根据国家的要求南京又动员一批知识青年到新疆农场插场,人数为4000人。这也是南京支边赴疆支边最大最集中的一批。

  2、动员:写下血字的决心书

  根据当时文件显示,当时动员工作全部落实在各区各街道上,对动员对象要求为:年龄在16周岁—25周岁;文化程度一般在初中以上、少数则是高小毕业;体格检查合格;政治条件要求思想进步、品质较好的;女知青比例不超过50%;而下列人员不列为动员对象:父母年老体弱或病残,弟妹年幼,必须要本人照顾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兄弟姐妹都在外地工作,唯有本人在宁照顾年老父母的;独生子女的。动员主要分作几个阶段,6至7月份先是动员已经毕业、尚未工作的青年(称社会青年);到了8月份才动员刚刚初高中毕业的学生(被称为知识青年)。至于动员的场景,当年的南京知青、新疆和田地区疾病防治中心检验科主任时永诚向记者回忆说:那时候,街上的高音喇叭天天不厌其烦地唱着“我们新疆好地方”……满街都贴着“好男儿志在四方”、“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大字报,街上锣鼓喧天,每天居委会大妈都会在街上贴大红喜报,那些报名参加的知青们还会戴上茶盘大的红花……气氛喜庆十足,在那个环境下,还不到18岁的时永诚一共写了八份申请书,最后一份还是刺破手指写了“血书”,主动要求去支边。不过,也并非所有青年都被这些现象所鼓舞,以下关区为例,在1965年下关区的一份工作汇报中提到:“在区青训练班集中学习的209名社会青年中,认识较好的决心较大的有53人,占25.3%”……“大部分青年思想斗争比较激烈,反反复复,犹豫不决。交上去的决心书又收回来,反复多次”……“还有的青年公开表示不去,有的想在城里等工作、有的是四怕(怕冷怕苦怕远怕当地人不讲理)”等等。

  3、出发: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65年7月30日,是南京市第一批大规模知青赴疆支边的日子,当年的南京市副市长郑康、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人委副秘书长何瑞星等都赶到了下关火车站进行欢送;不久后,南京知青开始分批踏上了征程。9月2日开出,9月3日离开南京的那趟开往新疆的专列,则是最集中的一班,南京各中学的应届毕业生都在这列火车上,人数有2000多人。只要经历过那段送别场面的人都会记得:当时,下关火车站数以千计的家长在齐声痛哭、无数人追赶着火车,想要多看看儿女一眼……而在车上的知青们,则在老师的指挥下唱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归来:难以言状的激动

  支边青年在新疆一待就是十多年,艰苦的劳动和艰难的生活中,知青们已经从过去的豪言壮语和革命激情中惊醒,但支边的生活并没有因此而结束。于是,大部分知青纷纷结婚生子,准备就此度过一辈子。1979年1月18日,由于在云南插队的上海知青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请愿活动,国务院知青办上报了《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并提出了六条意见,允许各地知青回城,是邓小平亲自作了批示……大返城终于开始了。这个消息在新疆知青们中很快传开了,从那时候起,商调函不断地寄到新疆天山南北的各个农场。先是一个个,再是一批批,知青们走的时候,大都兴奋得把自己养的鸡鸭、烧饭用的堆成小山的枇杷柴、还有农具全部送人,至于睡觉的床板,则拆了做成箱子,装上些衣服;一些洒脱的知青甚至什么也不带走,只拿着与生命等值的户口和档案,归心似箭的知青们坐着牛车、马车先到县城,再换上长途汽车,最后踏上火车,他们回家了!(编辑 田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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