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要做“复兴民族的参谋本部”

　　“我们今天已临着生死的歧路口头，若是甘于从此灭亡，自然无话可说，不然，则惟有努力奋斗，死里求生，复兴我们的民族……愿中央大学担负复兴民族的参谋本部的责任。”这是1932年10月11日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南京解放后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即今南京大学）校长罗家伦在其就职演说《中央大学之使命》中向全体中大师生发出的强烈呼唤和紧急动员令。

　　罗家伦此时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实在是受命于危难之际。罗家伦之所以能够被中大学生所接受，与他的五四时期“学生领袖”形象、游学世界顶级名校的“学者身份”和在五三惨案中的“忠勇表现”大有关联。罗家伦早年在北京大学求学时恰逢“五四运动”爆发，作为学生领袖之一，5月4日那天他一直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并被推为代表之一前往各国使馆递送《意见书》，是他最早提出了“五四”和“五四运动”的概念。自北大毕业以后，罗家伦先后留学欧美。回国后罗家伦参加了北伐战争。1928年5月3日，日军侵占济南，将国民革命军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长、南京国民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17名外交人员捆绑毒打后残忍杀害。身为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处长的罗家伦临危受命，怀着“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决心，亲赴济南同凶残的日军师团长进行交涉，其胆识深为朝野所钦佩。

　　也正是具有这样的阅历和感愤，罗家伦才提出了立意高远、气度恢弘的“中央大学之使命”。他说：一个民族要能自立图存，必须具备自己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乃是民族精神的结晶，民族团结图存的基础。而要创造我国的有机体的民族文化，国立中央大学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罗家伦激昂慷慨地寄语中大师生，要负得起上述使命，“必定先要养成新的学风”，进而“由一校的风气，转移到全国的风气”。这种新的风气，就是诚、朴、雄、伟。诚，就是“对学问要有诚意，不以它为升官发财的途径，不以它为取得文凭资格的工具”，“对我们的使命更要有诚意”，要“坚定地守着认定的目标走去”。朴，就是质朴和朴实，就是要“埋头用功，不计功利，而在学问上作远大而艰苦的努力”，而不能将宝贵的光阴虚耗在“时髦的小册子，短文章”上面。雄，就是大雄无畏，荡涤“中华民族的柔软委靡”，“男子要有丈夫气，女子要无病态”，因为“不作雄健的民族，便是衰亡的民族”。伟，就是伟大崇高，就是要“集中精力，放开眼界，努力做出几件伟大的事业，或是完成几件伟大的作品”，“凡事总须从伟大的方向做去，民族方有成功”。2002年5月，南京大学确立“诚朴雄伟，励学敦行”为校训。

　　罗家伦希望中央大学能“担负起复兴民族的参谋本部的责任”，广大师生要“时刻把民族的存亡一个念头存在胸中，成为内心的一种推动力”，因为“只有这种内心的推动力才能继续不断地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以完成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运来　楠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