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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屏山:“恐私症”是民办教育的绊脚石(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07日10:34 金羊网-新快报
  田炳信·深谈

  采访人物:王屏山,原广东省副省长

  采访时间:2005年4月19日

  采访地点:广东省人民医院

  前沿思考

  人家写回忆啊足迹啊,我什么都不写,我的足迹就是学校

  电白一所中学里竟有一座很高的坟墓,这让我很光火

  公校都不能保证每家都办好,凭什么民校就不允许失败?

  谈“利”色变,是恐惧市场力量的后遗症表现

  现在的教育问题讲透了,就是有钱人可以挤掉穷人的名次

  2001年春,我游览了安徽黟县的古村落宏村。宏村被誉为“中国画里的乡村”,古树,古藤,古屋,古宅,在这里站立一刻钟,时光仿佛倒流了500年。山因水青,水因山活,树因水绿。宏村水系规划的精致、长远,让每一个游客赞叹不已。最让我感到惊奇的还不是这独具特色的古村风貌,而是古村里飘散出的一股浓郁、厚重的徽州文化的神韵。在栋宇鳞次、白墙灰瓦的小小村落里,家家户户都贴着楹联,有木刻的,有铁铸的,有瓷烧的,所书、所绘大多与读书、教育有关,诸如“文以知希为贵,学能时习有专”,“漫研竹露裁唐句,细嚼梅花读汉书”,“文人妙来无过熟,书从疑处更须参”,“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业难知难不难”……远在数百年前,一个遥远、偏僻的古村落里尚能产生这种大气磅礴、目光如炬的对读书、对育人的心得和眼界,真是不易。

  今年4月的一个上午,我在广东省人民医院的病房里见到了原广东省副省长王屏山。从1951年到1980年,他先后在中学、大学里教书,人过56岁,又因一个特殊的机缘担任了广东省分管文教的副省长。他对教育怎么看,对民办教育又怎么看?在融融的春光里,就有这次轻声细雨的访谈。
王屏山:“恐私症”是民办教育的绊脚石(组图)
  当副省长是个“意外”

  田炳信:人生总有一些拐点,我听说,你曾设想前半生搞一所中学,后半生搞好一所大学,可没想到,过了知天命之年有六,你却出任了广东省副省长。

  王屏山:很多事都没法预料。我是1983年接到出任广东省副省长的通知的,实在没办法,作为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安排嘛。

  田炳信:1983年时的背景是粉碎“四人帮”不久,跟着清理“三种人”,清理完“三种人”后,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要把一大批没有参加“文革”或者在“文革”中靠边站的有知识、有文化的中青年干部快速提拔进岗。

  王屏山: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进来的,当时我既不是中年更不是青年,已经56岁了。

  田炳信:呵!当副省长时已经56岁了?

  王屏山:是啊,而且实际上是57岁,因为我的生日是在8月份,要是上半年出生的话组织上就算作57岁了。

  田炳信:这个岁数就不能再提拔了。

  王屏山:对,当时提拔干部要求“四化”嘛,那一批提拔了二十几个。当时我表示自己已经没多少时间呆在班子里了,但领导找我谈话,我只好服从了。

  田炳信:但在1983年到1988年那个阶段,你在这个岗位上经历了不少事情。

  王屏山:只能说是经历了教育,其他的我不怎么管。很多人都写过这个回忆那个足迹,但我什么都不写,我觉得我的足迹就是学校。

  田炳信:学校是你的第二个家。

  王屏山:学校就说明我的足迹了,何必写那么多的文章呢?

  田炳信:白纸黑字是一种记录,实实在在的校园,大学、中学、小学也是一种记录。

  王屏山:对,写的东西会因时而变,但我所办的学校是不变的。

  田炳信:就像一块无字的碑。可是当一名副省长和搞教育毕竟是两码事。

  王屏山:搞教育我熟,与政界打交道却是相当陌生。但从政之后,我还是感觉办好一所学校不比做好一个官容易。

  田炳信:当时上任的心情很复杂吧?王屏山:一塌糊涂。田炳信:为什么?

  王屏山: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好在组织上让我分管文教,还能对付。

  电白的大坟与轻视教育

  田炳信:你当分管文教的副省长时,广东的教育是一种什么状态?

  王屏山:我常开玩笑说“我与22有解不开的缘”———到华南师范大学坐的是22路公共汽车;住的是22号楼;广东的成人教育、高等教育等在全国29个省区市中大约排在22位……

  田炳信:广东教育当时在中国排名是倒数第七?

  王屏山:不仅是排名靠后,当时的广东刚从“文革”动乱中走过来,教育科学的元气还没有恢复,教育落后,教师地位低下,办学条件普遍比较差,跟现在差远了。我举个学校秩序乱的例子啊,在一些小学里,农民把鸡和猪赶进去放养,把谷子堆在学校里面,凳子、椅子随意拿走,完全没有办学秩序,这些都说明了对教育的轻视。后来我专门为此发了个《通告》:不准影响学校的秩序。另外还有一件让我很光火的事发生在电白。我去电白一所中学视察,发现教室大楼到操场那边有一座很高的坟墓。

  田炳信:学校里有座坟墓?

  王屏山: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那是一个港澳同胞的墓,县里要落实华侨政策,不能动。我回到省里就告诉一个主要领导天下还有这种事,他立刻打电话叫电白县里把那墓给移了。你说当时教育乱不乱啊。当时政府还搞了项工作叫“一无两有”。

  田炳信:什么叫“一无两有”?

  王屏山:就是要求做到“校校无危房,班班有课室,人人有台凳”。

  田炳信:有课室,有台凳,很好啊。

  王屏山: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学校的危房太多了,所以才会要求“校校无危房”啊。“班班有课室”,说明当时不是每个班都有课室。

  田炳信:没课室怎么上课啊?

  王屏山:就在大树底下啊,挂一个铁条“当当当当”敲钟上课,这就是我接手广东教育时的状况。第三个就是变没凳为有台凳,说明当时很多孩子上课还没有凳子。怎么办呢?有些村就把树锯下来当桌凳,还有一些是孩子们从自家带张凳子,然后再搞块木板架放在自己腿上,就是桌子了。这个孩子下课后,凳子就让给其他孩子坐,这样就“班班有台凳”了。

  顶住压力筹建广州大学

  田炳信:当时还是一个讲政治的时代,教育还进不到人们的视野。

  王屏山:是。我到任不久开了一次教育工作会议,那个会毫无内容,就是突出政治,根本就谈不到教育上。我作的第一份报告,人家也是写了这样的文章给我。

  田炳信:你没照着念?

  王屏山:我全给改了,只讲三件事。第一件是“一无两有”;第二件是普及义务教育;第三件是促进改革。讲完了,我后面再说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这个在当时别人都不敢做,是因为我本来就不想做官,呵呵。

  田炳信:大不了不干了。

  王屏山:但这样下来的效果很好,大家都知道要去做三件事,很简单。1983年上任后我开始做一些工作,1985年是普及小学,1986年左右健全“一无两有”,同时也在解决体制改革,普及义务教育。当时我面临最大的困境就是没多少教育经费,全省普教的基建费大概是一年3200万元,平均每个小学生的教育经费是30多块。

  田炳信:才30多块?

  王屏山:当时省长们开会时议论说,我们办教育还要艰苦奋斗,还要发扬“延安精神”。我就说同志们啊,现在时代不同了,每个学生的教育经费才三十多块钱,怎么够呢?发扬“延安精神”也是应该的,但你要知道现在买一个电子显微镜就要15万美元,你的科学事业还要不要发展?好在当时整个形势已经开始重视教育了,我的话还有人听。我这人不干屁股指挥脑袋的事,我负责的就是这块,我不讲这话谁讲啊。

  田炳信:其实官场上许多人也有共识,只不过谁也不愿带头去讲,一怕得罪人,二怕乌纱帽不保,你是不在乎,好在也没什么事。现在有个顺口溜说:一把手绝对真理,二把手相对真理,三把手有点道理,四把手岂有此理。谁官大谁有理。

  王屏山: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反正当时我在这个位置上,该讲的我就讲,该疾呼呐喊的我就呐喊,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慢慢地,也就扎扎实实地做了几件事。我们顶住各种阻力硬是让北江大学、五邑大学、西江大学、广州大学等八九家市属大学立了起来,特别是在当时财政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没欠教师1分钱。而且在当时观念还很保守的情况下,广东还是除京、津、沪外,全国最早普及义务教育的省份。

  一语成谶当了教书先生

  田炳信:我觉得人不管在什么层面上工作都会有困难,有压力,关键是你对事情有多深的了解,做事有多大的恒心。你能在有限的时间里为教育多做一些事,恐怕与你年轻时从教的背景有关吧?

  王屏山:有一定关系,不过我自小就想做科学家,但后来我走的道路却背道而驰,搞教育去了。

  田炳信:听说你早年比较崇拜爱因斯坦?

  王屏山:崇拜爱因斯坦,也崇拜牛顿,就是想做科学家嘛,自然科学,小学时就这样。

  田炳信:中学以后呢?

  王屏山:那时就觉得科学是救不了国了,于是就参加了革命。参加革命改变了我的一生,本来我一直是学理科的,学电子。

  田炳信:这在当时很尖端啊!

  王屏山:现在也很尖端。当年我的老师是一位很有名的专家,叫做冯秉铨,他很欣赏我,一直希望我能留校做他的助教,我本来也答应了,但组织上要调我到岭南附中做副校长,就是现在华南师范大学附中的前身,我的一生也就变了。人的命运很奇怪,我小时候有个同学曾说我很像个教书先生,不幸被他言中了。

  田炳信:你在担任副省长前一直在办教育,创办华师附中,所投入的时间、精力、心血,就像哺育了自己的一个孩子吧?

  王屏山:感情很深。我那时除了担任行政职务外,不管多忙多累,我也要担任班级的课,只有掌握一手的材料,才能把好脉,带好头。

  田炳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你手里,华师附中当时就已成为广东普教战线的一面旗帜。那你对育人有什么心得呢?

  王屏山:还是孔子那句老话:有教无类。愿集天下之“英才”、“蠢才”、“歪才”而教育之。

  田炳信:其实有教无类的意思是:只要这个孩子想读书,不管他是蠢才、笨才、歪才,我们就一定要好好去培养他,有教不分类。

  王屏山:好学生我要,坏学生我也要。好学生、坏学生我都要教好。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因材施教。因材施教外国也有,但我的想法跟他们有点不同。美国的因材施教就是因材分别施教,不同发展;我的因材施教是要改变学生的水平,让他们从低级发展到高级。这个思想不是我在办民办教育之后,而是过去在华师附中时就有的。所以你看我现在的民办学校收了很多差生。

  田炳信:就是低进高出。

  王屏山:对,“低进高出,高进优出”。我前半生办的学校全部是优秀生,像华师附中,而我现在面对的基本都是差生,像“蓝天”,还有以前深圳的“碧波”,现在“碧波”已经办成省一级学校了,“蓝天”也快要获批区一级了,之后我还准备把它搞成市一级,一步一步上去。

  教育不应摧残人的自信

  田炳信:说到好生和差生,我总感觉到我们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教育,是一种摧残人的自信的教育。记得上小学时有个老师很厉害,扔粉笔头很准,你刚做一个小动作,“叭”的一声扔过去,一定能打在你脑门上。

  王屏山:我读大学时也有个这样的老师。

  田炳信:这样的老师,他今天骂你是蠢货,明天骂你是蠢货,等你小学毕业后,你就真成一个蠢货了。然后到中学又是这样,打你骂你糟蹋你,你的自信全没了。这就是我们的教育,从小到大,都在摧毁人自信、自尊、自爱,后果非常可怕。

  王屏山:你这是从教育的方法说,如果从理论来看,我认为导致学生后进的主要因素不是智力而是非智力的,教育涉及一定的智力问题,但不是主要的,所以我的理论是:我的学生都是因非智力因素而差的,就像你刚才讲的那些不正确的方法,所以我的学校有个“四不”政策。

  田炳信:是哪“四不”?

  王屏山:第一,招生不嫌弃差生;第二,高考不排斥差生,因为很多学校为着升学率,不让那些差生参加高考;第三,成绩不排队,排队会对那些差生造成很大的压力,排到后面就没有自尊了;第四,不按程度编班,因为你要是把好生编一个班,差生编一个班,那也会损伤他们基本的自信心,老师也会没心情教。这就是我们学校的“四不”政策。

  现在很多学校都爱给学生的成绩排队,有的甚至实行“魔鬼淘汰制”,就连开家长会,也是好学生的家长坐在一边,差学生的家长坐在另一边,这样子怎么行呢!
王屏山:“恐私症”是民办教育的绊脚石(组图)
  图:广州的外来工子弟学校容纳了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孩子们,也圆了他们的求学之梦。羊城晚报记者黄伟江/摄(资料图片)

  惧怕民办是一种“恐私症”

  田炳信:对于民办教育,你觉得时至今日我们还有没有一些思想障碍?是不是从政府、社会舆论到一般人,都还对它带有很大的歧视?

  王屏山:当然是啦,其中最大的思想障碍就是一个字———“怕”:

  一是怕乱了几十年一贯制的国家包办教育的一统天下,怕非国有教育主体的利益范围不断扩大,这是“恐资症”、“恐私症”的表现。

  二是怕民办学校营利,怕学校被作为赚钱的工具。这除了对国家管理机制缺乏信心外,更重要的还是谈“利”色变,恐惧市场力量的后遗症表现。

  三是怕民办学校质量不高,但这很不实事求是。最好的国办学校一定会好过民办学校,这是肯定的,但民办学校也可以好过很多一般的国办学校嘛。同时,我们也应该允许人家办学失败,最好当然是办一间成一间好一间了,但是办5间成了4间好了3间,就不行吗?政府包揽办学几十年,也没能保证办好每一所学校,凭什么民办学校就不允许失败呢?

  四是怕管不了,而这正是我们要破除的计划体制下的管理观念。要民办学校时时处处都像以往公办学校那样去做,这个观点本身就是错误的。新时期的“管理”应一改旧的内涵,变“管、卡、压”为指导、服务、督导。

  五是怕优秀校长、教师流动到民办学校去。人才流动应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常的选择结果,政府由此应下大功夫提高公办学校校长、教师的待遇,不应因怕而去卡压。

  上面这五个“怕”,集中到教育行政长官和教育行政职能部门身上,一言以蔽之,就是怕自己的权力、权威与利益范围受到挑战!

  田炳信:在中国教育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民办教育是否可以作为一支重要的补充力量呢?

  王屏山:肯定可以。穷国办大教育的道路就是“政府为主,多主体参与,共同发展”,这也是中国教育大发展要走的道路。建国以来,我国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与半个世纪这一时段相比较,进程还是很缓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教育发展的特征就是“包得过多,统得过死”,不彻底改变这种状态,大发展就无从谈起。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市场经济的社会必然是多元选择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多元格局和人们收入水平的差别,使社会不同阶层、团体、家庭或个人对物质和精神的追求产生了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的非平衡化、多层级化、多质量化集中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上,就表现出了文化价值取向、需求及其消费选择的多样化,并产生了经济与文化建设投入的多元化。民办教育在我国被禁锢了近40年后再次萌生并掀起高潮,正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格局下,适应了不同地区和家庭的不同文化价值取向和教育需求,在教育选择形成的教育市场中,在不同的经济主体的积极参与下产生的必然的社会选择结果,它是市场经济大发展的大趋势。

  田炳信:其实从中国的教育历史看,一直就是以民办教育为主,国立教育、官办教育为辅,私塾就是民办教育嘛。其实国外也是这样,只有我们倒过来,什么都包揽了,但实际上包不了。

  王屏山:对。

  高初中分离绝对是个错误

  田炳信:昨天报纸上说二沙岛有家小学要招300多人,结果报名的来了3000多,就是你能上了,还要交4万多元赞助费。我认为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

  王屏山:很不正常,所以民办教育就应该大力发展。

  田炳信:但会不会有些人搞民办教育是为了挣点钱呢?我想有这种人。

  王屏山:当然有了,好多年以前,教育界领导就对民办教育下过“三大结论”:一是管理不好,二是质量低,三是赚钱。但时至今日,公办学校挤占民办学校市场的情况在广州已经十分普遍了,名校收高价也是个事实。我为此在报纸上发表过几次意见加以抨击。

  田炳信:把教育作为牟利的手段。

  王屏山:对,公办名校收高价,而且用特殊政策。本来义务教育是不能收高价,它收了。如果都这样就不需要搞民办学校啦。

  田炳信:9年前国家就规定义务教育不能收高价了。

  王屏山:收一点是可以的,但你一收就是一两万,还可以自主招生,这太不像话了。再加上学费,家长的负担就很重了。我对这事抨击过两次。个个都想读好一点的学校,都花高价上名校。还有很多人给我写信请我说说情让孩子去省实啦附中啦,那我就忙了。

  最近广东省委工作组,还有中央的一个工作组来看我,实际上是来征求意见。我就跟他们说,对于教育和医疗应该考虑一个限度,要为弱势群体服务。现在的教育问题讲透了,就是有钱的人可以挤掉没有钱的人的名次。

  田炳信:对,“翻译”过来就是这句话。

  王屏山:我认为稍微搞一点点不是不可以,但现在这种情况的在校生已经达到25%!

  田炳信:那就意味着有25%的学生本该正常在这里读书的,却被高价生挤掉了。

  王屏山:没钱的给挤掉了,有钱的就进去了。解决教育经费不应该靠这种方法,你可以多办民办学校嘛,让那些有钱人的孩子去读,那公办的就是公办的。另一方面,我还对把“示范学校”称作“优级学校”有看法,把高中和初中分开,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毛泽东扫盲与新文盲诞生

  田炳信:你在广东生活了大半辈子,你觉得跟外省相比,广东人历史上对教育重不重视?

  王屏山:总的来讲,广东是重视教育的。

  田炳信:从省内来看,哪些地方更重视呢,潮汕还是客家地区?

  王屏山:从广东来讲,应该首推梅县。田炳信:这是一个传统吧?

  王屏山:他们穷得叮当响都要读书。上学的孩子一个星期回家一次,拿些米,带点咸菜,就又回去上学了,家里再怎么没钱都要读书,所以梅县的经济最困难,教育却最发达,很怪。其次是汕头。再说陆丰,陆丰有一个陆河,一个揭西,前者教育好,后者教育差。因为陆河接近梅县,受客家人影响,而揭西靠近沿海,有钱,却不重视教育。所以对教育重不重视,光讲钱够不够是假的。

  田炳信:广东对比全国怎样?

  王屏山:就全国来讲,对教育比较重视的还数苏浙一带,他们的教育质量非常高。广东人懒,但聪明。福建人呢,比广东人勤快一点,但脑子又没那么活,就是这样。

  田炳信:所以我有个观点,搞现代化、奔小康,不是说你今天建了多少高楼,修了多少高架桥,每百人有了多少台手机,而应该是你这一代人比上一代人的素质提高了多少。你看我们刚建国时,毛泽东就狠抓教育,从基础抓起,扫盲,可现在又出了多少新文盲啊。教育跟医疗一样都属于宏观体系,一个国家不能光指望出几个能人,就你是诺贝尔天才,别人都是蠢蛋。整个民族的素质,这一代不行了,下一代就要把他教育好,是普遍的好,不是光一两个人好。这方面的工作我认为做得还很差。

  王屏山:我觉得什么都是要“两手抓”,一个是普及,一个是提高。

  田炳信:争取两个都不少,不丢。

  王屏山:对,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要大面积转化后进生。以前人家不主张办重点中学,我主张办,但不办多,目的是给国家提供一点好的学生,高等院校也是这样,不搞遍地开花,多了就没意思了。

  修桥,铺路,办教育,乃人生三大善举,能办哪一件都不容易,办一辈子就更难。原广东省副省长王屏山一辈子就办了一件事———教育。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我相信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中华民族近百年得出的一个大得不能再大的教训。

  水滴石穿,是一种恒心,长度;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是一种勇气,硬度。

  谁能将长度、硬度、高度汇到一个基准点上,我相信,那一定是一代受过良好教育,有文化、有素质的人才能做到的事情。

  (紫/编制)

爱问(iAs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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