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收入者何以缺乏“既得利益感”

　　曹林

　　最新一期《国际先驱导报》的一则调查很有意思：很少有人承认自己是中国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而且那些实际上的既得利益者也不快乐。他们甚至表现了集体性的郁闷，政治精英为人际焦虑症困扰，商界精英身心疲惫，文化精英累于喧哗（前日《国际先驱导报》）。

　　从总体性资本的流向看，把这些高收入者称作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一点也不“栽赃”，可为什么他们不承认自己是既得利益者，又为何集体性地表现出了“不幸福感”？

　　对此，笔者首先想到的是“既得利益者”这个词在我们语境中的“道德审判”意味。应该说，在一个创富规则严密、从而贫富差距不是太大的社会中，“既得利益者”是一个值得自豪的身份。因为在共同的规则下，我能够获得更多的财富，汲取到更多的资源，成为“既得利益者”，这表明我捕捉机会和创造财富能力的超群，表明我付出了更多的努力。最关键的是，大多数人都能在规则下有机会成为“既得利益者”，身份的开放决定了符号所指的褒义。

　　而在我们语境中就不一样了，权力寻租和权贵掠夺的普遍存在，社会在追逐财富上缺少共同遵守的规则，所以贫富差距拉得很大，很小一部分人才能通过灰色途径（权力腐败、关系网、购买权力等等）成为“既得利益者”。这种“既得利益者”的身份是封闭的，少数人成为得益者，大多数人心中是“相对剥夺感”和“实在剥夺感”。这种环境必然造就了“既得利益者”这个词在我们语境中的“道德审判”意味：“既得利益者”不是通过合法的创富而获得资源，而是通过掠夺集聚了本应属于大多数人的资源，即“你所得乃我所失”。

　　这种对“既得利益者”带着强烈“道德审判”冲动的现实语境中，有几个人敢承认自己是既得利益者？最务实的态度就是“闷声大发财”。再看另一个问题，不承认既得利益者也就罢了，为何还集体性地表现出了不幸福感？笔者以为，问题还出在创富规则的不健全上。

　　一个基本的常识是，只有一个健全的规则，才能给人带来稳定的预期，而只有一个稳定的预期，才能给一个人带来恒久的幸福感。而就目前国内的“既得利益者”而言，他们中很多人的财富并非通过合法规则取得，未来是否能守住财富？预期的不稳定自然带来集体性的郁闷。而那些通过规则合法取得财富的既得利益者，也因为规则的不健全，对未来充满悲观，此所谓无恒产者无恒心也。

　　还有一类既得利益者，心中会存在一种“受迫害想象”———因为自己既有的财富是通过灰色手段获得，规则未健全之前，他会想象别人也会这么做，弱肉强食，大鱼吃小鱼，会有更厉害的人通过灰色手段掠走自己的既得利益———这种“受迫害想象”加剧了郁闷的蔓延。

　　写到这里，笔者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的富人对慈善事务为何总是那么消极，跟这种对自身财富的悲观关系非常密切。自己的财富都那么不确定，哪会想到送给穷人？自己都不快乐，怎么会想到让别人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