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打不起官司、难打赢官司 呼唤低成本法治

　　国际在线消息：当前，“打官司难”已经和“就医难”、“上学难”一起，成为广大农民最为担忧的三大难之一。碰着任何一难，都有可能使农民一贫如洗，尝尽辛酸。特别是在农民权利意识、法律意识日益觉醒的今天，农民打不起官司、难打赢官司、赢了官司难执行的问题相当突出，这不仅影响了广大农民致富奔小康的进程，更加剧了中国的社会分化和不公。

　　农民的境遇，其实只是整个社会弱势群体“打官司难”的一个缩影。而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首道门槛，就是过高的打官司成本。比如，前不久发表的《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显示，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种花费，花费时间至少11天～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元～1050元。这些事实表明，诉讼成本远大于诉讼标的。

　　当打官司成本超过了承受能力，结果又得不偿失时，这种情形就很值得检讨了。在此情形下，不仅农民的法律权利无形中被剥夺，而且司法作为社会公正最后底线的功能也失去效用，这对法律权威的损害和对社会稳定的威胁是不言而喻的。由此可见，破解农民“打官司难”，首要问题应是解决“入门”问题。司法公正对农民而言，应是一种低成本、易接近的公正，而不应成为某种昂贵和高不可攀的“奢侈品”。

　　为让各种困难群体打得起官司，近来司法系统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推行简易审判程序，进一步减免诉讼费用，为困难群众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等。但我们也应看到，这些措施只能部分地解决问题，如针对部分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2004年的经费尽管比上一年有大幅度增长，但也只有人均不到2角钱。要给农民提供一个低成本的、公正的法治环境，我们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充分挖掘农村传统资源，积极发挥我国特有的人民调解制度、村民自治组织以及群众中有威望的一些民间团体和个人的作用，是解决纠纷、化解矛盾、降低成本的一条有效举措。所谓的依法治国，并不是说凡事均要上法庭，实际上，很多农村纠纷，如婚姻、家庭、继承、赔偿、邻里纠纷等，通过熟悉村情民意的有威望人士的调解，依靠道德、习俗、经济等非法律手段，完全可以得到快速的解决。这就是说，降低法治成本，人民调解制度作为“第一道防线”，其作用不仅不能削弱，还要拓展和加强。

　　官员不守法，已成为这些年“民告官”案件不断攀升、农民“打官司难”的一个深层原因。目前，人治观念、特权思想在不少官员中还大有市场，以权压法、权大于法的现象屡屡发生，这导致了相当多的政府部门侵犯农民权益并多方干预司法的情形。不少腐败官员，在被押上法庭之后，才大叹自己从前“不懂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某些掌权机关违法、乱法、无视法律的现实。面对强大的公权，农民作为不对等的弱势群体，打官司的成本必然居高不下。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党委和政府系统深入贯彻“法律至上”的理念，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是降低法治成本，建立廉洁政府、负责任政府、人民满意政府的根本保证。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也是一条可行的思路。它有助于改变农民的弱势地位，提高其法律维权能力。农民打官司难，其实是农业弱质、农民弱势在司法领域的体现，也是我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过程中的必然现象。目前，农民在生产生活中非常分散，各种协会还处于发展初期，大量农民工仍游离于工会组织之外，这使得农民必须依靠个体的力量去应对法治时代的挑战，其力量必然是软弱的，成本必然很高。以讨薪为例，如果能够把农民工都纳入到各地工会组织，工会又能真正发挥作用，那么，农民工就可以依靠组织的力量，或进行集体谈判，或聘请专职律师，从而有效降低诉讼成本。

　　让司法过程处于公众监督之下，提高透明度，加强监督，也有利于减少农民的综合诉讼成本，提高审判的公正性。司法腐败是造成农民打官司难的重要原因。一些司法腐败案件揭示，某些法官之所以敢于“吃了原告吃被告”，吃了审判吃执行，正是利用了司法制度的某些漏洞。有识之士指出，在当前我国法官素质还有待提高、司法腐败仍然存在的情况下，更应强调监督和透明。

　　最后，要使农民能够获得低成本的公正，国家还必须提供确保司法机关正常运转的物质保障。经费不足，是司法机关面临的普遍问题。如果法院必须要挣钱养活自己，或者仰地方政府鼻息才能生存，司法公正就很难实现。当前诉讼费用偏高，甚至要当事人出钱去执行判决，实质上是当事人在替法院分担费用，这不仅加重了农民负担，也与我们的法治精神相去甚远。(薛凯)来源：半月谈（来源：国际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