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就同性恋研究开课

　　中国“同志”坦然走出“角落” 复旦大学就同性恋研究开课媒体已向同性恋话题开放空间

　　9月7日，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孙中欣博士上完《同性恋研究》的第一节课时说，教室太小了，记者太多了。

　　对中国的同性恋而言，2005年是一个转折点———媒体已向同性恋话题开放空间，大学“通识教育”阶段的沉默也被打破———一个以隐秘为特征的时代结束了。转折点：2005年

　　10年前，中国任何一条街道上都可以看到勾肩搭背的男孩子，彼此挽着胳膊的女孩子。这种亲密无间的同性身体关系，据说让西方人困惑。但这种景象好像一夜之间从大城市的街头消失了。这个细节并没有引起我们太多的注意，在孙中欣看来这是时代变化的指征：同性间过分的身体接触，现在是要冒着被疑似同性恋的危险的。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播出了从艾滋病角度讨论同性恋问题的新闻专题片《以生命的名义》，几个同性恋者的面部形象正面出现在荧屏上，这在以往任何时候都不曾有过。

　　2003年，一位名叫周丹的男子向媒体公开了自己同性恋的身份，此后一直保持着雄辩的姿态。

　　“同性恋”三个字所带来的表达不畅，是原来隐秘生活唯一的后遗症。周丹承认，从这一点来说，中国讨论“同性恋”的环境已经今非昔比。

　　“中国同性恋从‘《东宫西宫》时代’走到了‘互联网时代’”，周丹说。《东宫西宫》是根据作家王小波的剧本拍摄的以中国同性恋为题材的电影。前者是隐秘的，孤独的，属于厕所、浴室、公园的偏僻角落，后者是开放的，属于互联网和大众传媒。

　　但他仍认为2005年是一个转折点。“我每天搜索关于同性恋的汉语新闻。

　　2005年每天都有，从没间断。”媒体已经向同性恋话题开放了空间。中国同性恋的语言困境

　　孙中欣博士表示，同性恋问题如果一直捆绑在艾滋病的语境下，无助于改变异性恋者的某些刻板印象———“奇怪的甚至变态的”，而且有可能制造新的刻板印象：“同性恋是危险的，会导致艾滋病。”这使社会在讨论同性恋时的语境徘徊在“恐同（性恋）症”的路口。

　　孙中欣博士希望自己的课程能传递这样一个信息：爱同性，与爱有钱人、爱有学问的人、爱漂亮的人并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一个人的性取向。只要不危害别人，任何性取向都是平等的，既不奇怪，也不危险。

　　据了解，中国历史上对同性之间的友谊很宽容，流传下来的故事中，很多无法判断是友谊还是同性恋。并非中国人对同性恋羞于启齿，而是中国的传统中并没有把同性恋从异性恋中分离出去。

　　“中国男子的同性恋倾向被解释成他在正常的异性恋生活外的颓废趣味。”孙中欣博士的同事高燕宁教授说。这有意无意的模糊，让今天的汉语言在同性恋面前，变成了一种结巴的语言，充满了借用和隐喻：“同志”（同性恋者）、ＭＢ（ｍｏｎｅｙｂｏｙ，以男同性恋为商业性交易对象的男性）、ＣＣ（“娘娘腔”）、“兔子”、“玻璃”、拉拉（女同性恋者，英语ｌｅｓｂｉａｎ的音译简称）。

　　可是，研究的深入却仍无法让普通人开口说话，专业的术语甚至加深了日常生活议论的困难。 沉默的大多数同性恋

　　2003年周丹公开自己同性恋的身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因此，孙中欣博士说：“多数主动公开身份的同性恋者有一定社会资源，公布身份是他们理性衡量的结果。”这些公开身份的同性恋者不会因此失去什么，他们的社会阶层较高，环境对他们也比较宽容。孙中欣博士认为，同性恋者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是个中产阶层的时代景观。“只有中产阶层的同性恋才有消费的能力，才可能有组织、有俱乐部、有信息来源，只有他们能够发出声音，同时可能被听见，而且可以确定多少人会听见。”孙中欣博士说。

　　那些不愿公开身份的同性恋者，那些暴露了身份的同性恋者，那些不能免予孤独命运的同性恋者，甚至多数意义上的异性恋者，都没有在同性恋问题上发出声音。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

　　谈论有关同性恋的话题在现在的年轻人中很常见。但多数异性恋者其实并不能克服公开讨论同性恋时的心理异样和语言困难。

　　这使得一些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在讲坛上和媒体上倡导宽容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是一片尴尬的沉默。

　　据《新民周刊》（来源：兰州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