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怎样的新青年

　　推荐

　　英人卡尔·波普尔有言，多见一只白天鹅不能证明所有天鹅都是白的，因为只要有一只其他颜色的天鹅出现，“天鹅皆白色”这个命题就会被推翻。既然谁也无法保证此“真理的白天鹅”可以永远不被证伪，那么“非真理”、“非主流”的价值就有自我尝试的权利。换言之，人类没有一劳永逸的真理，只有基于经验与创造而生的源源不断的知识，人类只能

　　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论政治》，公开与年轻12岁的胡适决裂。85年前的这场风云际会不欢而散，新文化运动从此绑上了政治的马车冲出了原有的跑道，其本质是中国知识精英关于真理标准的一次分道扬镳。如果说陈独秀曾经代表着与帝王中国决裂的新青年的勇气，胡适则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新青年的灵魂。陈独秀一生颠沛流离，思想多有流变，至晚年重新回归五四时期民主、科学的立场，而胡适一以贯之地坚持自己最初的关于自由与容忍的理想。

　　亲历了20世纪的风雨洗礼与返朴归真的中国人不难发现，真正的政治文明必定奠基于生活文明之上。没有生活文明，政治文明就会失之空洞与轻佻。应该说，今日中国人多以生活诉求为旗，为自己的权利奔走，它非吊诡而是真实地表明了中国的进步。正是这种对生活文明的琐碎而真实、循序渐进的追求与争取，在一点点锻炼中国的政治文明，推动中国积百年之沉郁的转型。

　　2005年9月15日，时值《新青年》创刊90周年。笔者相信，探讨“21世纪，中国需要怎样的新青年？”是我们纪念《新青年》最好的方式之一。应该说，在经历百年来的挫折困苦之后，对于中国人而言，心怀希望本身即是历史的酬劳。当“新新中国”劳力于还世界一个经济奇迹时，我们同样有理由对中国的“新新青年”劳心以待——立于历史之维，新新青年概是那样一些人，他们以朴素知识为信仰，以幸福生活为目的，视自己的前程为国家的前程，视自己的人格为国家的国格，既努力谋求自己的进取，又承认异己的自由；他们将秉承人类普世的关于自由与幸福的想象，在多元化与宽容精神的感召下，从今天起，做一个至“年老而勿衰”的世界公民。

　　(原载《南风窗》2005年9月下期，作者熊培云，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