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两枝独秀 “外省”名牌大学的矮化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形成北大、清华两枝独秀的奇特景象——似乎除了北大、清华就没有好学校了。由于中国的名牌大学全部依靠行政资源来维持其生存，因而，对于这种落差，只能用政府的政策来解释

　　每年高考录取工作结束之后，都会有一批考生放弃已经获得的录取通知书，选择复读高三。而媒体也总会热烈地讨论，是否应当限制高分生复读？这个问题涉及到个人是否有选择自由、在教育资源紧缺环境下这种选择自由的界限、谁来限制这种自由等等复杂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本文则试图解释导致这个问题的前置问题：为什么除了北大、清华，就没有好学校了？

　　高分毕业生之所以非要复读，是因为他们及家长立志要上一个好学校。而好学校，在很多人心目中，似乎已经被局限于北大、清华两所学校。以笔者的记忆，20年前或许还不是这样。那时，在很多人眼里，存在一批名牌大学，除了北京的北大、清华以及人民大学、北师大之外，在北京之外，还有复旦、南开、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它们可能稍微比北大、清华差一点，但其间的差距，绝没有现在那样大。上了这些大学，学生仍然感到相当荣耀。

　　然而，到今天，那些雄心勃勃的学生，似乎已经不屑于上这些大学了。落差为什么会加大？原因只能有两个：分布在北京之外的名牌大学自我矮化，而北京的两所大学则享受到了格外的好处。这两者又都跟现行的教育体制有关。

　　京外那些名牌大学，都具有相当悠久的传统，成长于上个世纪前半期学术环境比较宽松的时代。那之后，教育体制完全是政府主导的。但一开始，教育行政体制相对集权，京外名牌大学同样属于教育部，由中央政府拨款，教育部门、财政部门对于他们大体上做到了一碗水端平。因而，他们还能维持原来的声誉。

　　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京外大学的行政隶属关系开始部分地倒向地方。财政上，这些大学大量依靠地方投资，行政人事上，当然也就更多地受所在地方政府的控制。而在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要大大地好于地方政府。于是，主要依靠地方政府的京外名牌大学所获得的资源，就出现了相对下降，而仍然由中央政府提供财政支持的北大、清华，处境似乎要好得多。

　　当然，中央政府之所以乐于集中投资于北大、清华，还有另一个原因。政府安排公共教育资金投向的原则始终是效率，而不是公平。因而，在整个教育领域，政府热衷于高等教育投资而不愿投资基础教育；在高等教育内部，也乐于投资好学校，而遗忘较差的学校。在90年代之后，教育部门确立了创建国际名牌大学的效率和政绩目标，而实现此一目标的捷径就是“锦上添花”，给最有希望成为国际性一流大学的大学投资，显然，北大、清华最有希望。

　　正是这些政府因素，导致京外名牌大学与北大、清华两所大学的差距拉开，形成了一种两枝独秀的奇特的高等教育结构。在别的国家，大学肯定也有强有弱，但各类大学之间的落差，恐怕没有像中国这样强烈的。由于中国的名牌大学全部依靠行政资源来维持其生存，因而，对于这种落差，只能用政府的政策来解释。

　　更糟糕的是，京外名牌大学制度上的矮化，导致了其大学气质的矮化。中国的大学的高度行政化，使得大学的视野与其行政从属关系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从前，那些京外大学由中央政府管理，因而也曾具有一种全国性大学的视野，具有一种全国性名牌大学的自我角色认同。

　　然而今天，财政地方化、管理地方化，使大学管理层丧失了这种全国性视野。相关地方政府希望这些大学为本地的经济社会文化事业服务，而这些大学的管理层、教师和学生，有意无意地把自己视为地方性大学。这种大学意识、大学精神的自我矮化，导致京外大学失去了吸引优秀教师的气质和自信这样的大学是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吸引优秀学生的。

　　托克维尔曾经描述过，在法国，由于中央集权制度，导致巴黎吞噬了“外省”——外省这个词本身就透着一种政治、文化、金融地位的落差。自然，在教育、学术方面，同样如此，除了巴黎，法国就没有教育和学术。中国的情形也许没有这么严重，但所有考生的眼睛都盯着北大、清华，似乎除了北大、清华就没有好学校，两枝独秀，却确实反映了，大学的财政拨款体制、政府管理体制及大学内部治理模式及高考体制，都存在重大问题。这种制度症结不解决，大学教育的路恐怕真地会越走越窄。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