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限”之后会迎来“大治”吗

　　9月22日，是国家相关部门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企负责人撤出在煤矿的投资”的最后期限。大限已至，然而各地撤资情况显然并不理想。22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内蒙古无一人主动撤资；23日《潇湘晨报》报道，湖南无一人主动撤资；在23日《华夏时报》上，记者虽费尽周折，仍然没有从广东有关部门得到当地官员从煤矿退股的具体统计数字。而在河北、山西、江西等地，则根本语焉未详，撤资情况如何，只可付诸猜想。

　　那么按照一般理解，9月22日即便没能成为高压线，至少也应成为分水岭———“礼”与“兵”的分水岭，对待官股由温情警示到雷霆治理的国家态度的转变。然而，大限之后，相关方面即使能够课以重典，就真的会迎来大治吗？似乎还乐观不得。

　　首先是官煤治理的效果只可能是有限的。就在大限之日，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再度重申，逾期不主动撤资、申报，一经查实，“就地免职，依法从严惩办”。但是，如何查呢，又如何查实呢？却是一个不得不面临的窘境。且不说，像记者在内蒙古得到的情况那样，大多数官员投在煤矿的通常不是真金白银，而是权力“干股”，因其极大的隐蔽性，所以最不好查实。单以目前制度当中，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缺失，以及对官商行为的处罚失之过宽的规定而言，“查实”也只能是一记空气锤，将无法收到实效。更遑论破解官煤难局了。

　　再从官煤的利益生成机制而言。煤矿巨大的利润产出，注定了煤矿成为令人垂涎的肥肉。而由于矿产资源的国家属性，注定使得掌握在地方职能部门手中的审批、监管权力，处于被人窥探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缺乏必要的制约与监督，也就注定会滋长官员寻租的冲动，官员与矿主的猫鼠同盟也就自然而然。这已是一根不言而喻的黑色链条。那么我们现在面临的关键问题是，从何处着力才能真正斩断官煤之链？

　　显然，仅仅是着力于“查实”官股，很可能只是舍本逐末之举。在目前的格局下，即使真能查处一些，也并不能遏止其他跃跃欲试的权力寻租人，更何况如上文所说，“查实”又实在是一件何其难的事情！因此在当下最紧迫的，是必须从源头上铲除官煤生成的土壤，亦即治“本”。“本”在何处？无外乎两个方面：其一，通过完善制度建设，达成对于权力的制衡。其二，通过税收等手段，降低煤矿的暴利，以此降低矿主、官员双方对于利益的期望值。前者，关系到宏大的吏治管理体系，后者，关系到矿产资源国有的管理体系。如果这两者一直不能得以理顺，则对于官煤的破解，以及寄托在这之上的煤矿秩序整治，只可能是缘木求鱼。

　　源头治理，大治之道。这已是无数次重复的论调了。所以我们的窘迫，不是面对大限之日无人撤资、国家威信徒然扫地的尴尬，而是我们在煤矿治理上依然“不得其门而入”的悲哀。（作者系《潇湘晨报》评论员）本报特约评论员杨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