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iè Bayì:“怯八佾”？

　　中国的历史文化太古老了，幅员又广大，加上人多嘴杂，常常是一个字，一个词，一句俗语，传来传去难免走样。这就给研究语言文字的学者带来很多麻烦。但我看必定也带来很多快乐，诗人流沙河该就是一个，他又把他的快乐让别人分享。

　　读冉云飞记流沙河文，引用了诗人“捯根儿”的例子：现在都说吃“盖浇饭”，错了，查梁代顾野王《玉篇》，里面有个怪字，音义皆如“羹”，原来是“羹浇饭”。四川话里

　　语言文字，过去叫它“小学”。其实它影响于一国的文化至巨。

　　我小时候，就从母亲、外祖母们口里听过一句话，“大红大绿———ｑｉèｂɑｙì”，那是近七十年前北京城里，也许是我，也许是别的孩子穿了红裤绿袄，往往就在妇女中提起这句话。“大红大绿”我懂，什么叫ｑｉèｂɑｙì？稍长一些，知道衣服颜色搭配不当叫“怯”，京城里对地方乡音也贬为“怯”（或“侉”），触类旁通，乃知乡下姑娘喜欢大红大绿的衣裳，老辈说“怯”，倒也只是习惯式地说说，并没有正式批评或歧视的意思，因为自家的孩子有时也这么打扮。

　　怯（ｑｉè）字有了着落，但ｂɑｙì呢？很久以后，读《论语》见了“八佾”二字，且查明“佾”字读ｙì，可还没悟到这跟我那“大红大绿”的疑案有什么关系。直到读了当代有关祭孔仪式的报道，我才豁然开朗，这句话必定是当年人们对古老乐舞“八佾”的审美评价，至少也是审美印象吧。

　　据说“八佾”是古天子所用的乐舞，纵列八人，横列八人，舞者一手执木制的斧（戚），一手执革质的盾（干），都装饰着禽兽的毛羽。八八六十四人在宫廷里“朱干玉戚而舞，发扬蹈厉”，的确很气派，很壮观。天子以下的贵族，在自己家里观乐舞，按规矩，排场不能这么大，诸公是六六三十六人，诸侯是四四一十六人，大夫应该更少一点吧。鲁国的大夫季氏，居然在家里用了“八佾”规模的乐舞，“八佾舞于庭”，引得孔夫子极其不满，说出了直到两千五百年后“文革”时还流行的一句声讨之词，“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因为那时候的“礼”，等级森严，不许僭越，退一万步说，也是“僭诸侯犹可，僭天子不可”！

　　后来历代帝王宫廷里的乐舞，恐怕不仅继承还会有发展吧，总会越来越多样，越来越花哨。那古天子所用的“八佾”乐舞，还能派得上用场吗？

　　有之，竟是两千五百年后在孔夫子的家乡曲阜。据报道，在去年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的“祭孔”典礼上，“仪式尽量依旧制，钟鼓礼乐、八佾舞于庭”。如果起季氏于地下，他会对孔子反唇相稽：你一个开坛讲学的用八佾，就不算僭越吗？孔子的学生会替他辩护：我们老师累世加封到“大成至圣文宣王”，当然可以享受天子级待遇了！不过，我又想，这个八佾云云，也许只是曲阜（还有天津等地）祭孔大典上的“祭孔舞乐主题表演”之类借用的包装吧。

　　诗人邹静之一再申明，他编的电视本子《康熙微服私访记》、《铁嘴铜牙纪晓岚》等，都不是历史剧，而是古装剧（就如民国年间京剧舞台上的清装戏）。祭孔大典也是一场古装表演，新华社报道说，“身穿汉代文士服装的学生昨天按照汉朝礼仪祭拜孔子”；但又说，“有300多名身着古装的表演者，再现了清朝乾隆年间祭孔的场面”，可见“复”的也是清代的“古”，有电视剧便于参考吧。资中筠女士在《大哉孔子》一文中说，她未曾躬逢其盛，但从网上照片看，韩国和东南亚的代表穿的是峨冠博带，古汉服。而中国官员却是清朝顶戴；至于有没有装辫子，是几品朝服，看不出来，也不必管它了。反正是化装表演，不联系工资级别，也不涉及“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历史公案的。官员的服装尚不可考，那乐舞的服装能有多少历史依据？

　　据说，去年台北市孔庙的祭孔大典，由当时的国民党副主席（今年已当选为主席了）、台北市市长马英九主持，孔子后人“衍圣公”孔德成任奉礼官，祭祀后马英九分别用中英文向民众宣讲了祭孔的意义。我关心的却是，不知马市长和孔先生穿的是哪一朝的衣服。

　　看来，“大红大绿———怯八佾”这句话的发明权，绝不在我的母亲和外祖母，而是更老的老辈儿，他们是在什么地方得观“八佾”，待考，而首先嗤之为“怯”的人们所见的那个乐舞，未必是原汁原味的八佾，反正一定是大红大绿的配色，留下了这个话柄。古天子看的是不是大红大绿？天知道！

　　《论语·八佾第三》：“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而照我们的国情，今天在大陆各地祭孔时的乐舞，不会受古制之限，你八佾不过八八六十四人，我们必定大大超过；但大红大绿，估计不会那么土了。至于好看不好看，另说。最好看的，应该还是政府官员穿上不知什么朝代的古装出场。

　　揣着好奇心派生的疑问，等待今年的祭孔大典上细看：公历9月28日，快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