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日集粹：“第二代穷人”的“仇富心理”

　　前些天有一个关于“富家子弟”的议论。据说是学者陆学艺先生在北京城市志愿者论坛上说了这样的话：“应像引导企业家和高收入者参与光彩事业一样，组织富家子弟做义工”，并称“富裕人群子弟多帮助弱势群体，不仅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还可以帮助富家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这大概只是一个“场面话”而已，富人子弟去不去做，是另一回事。但这里隐含的两个问题就很有意思：一个是对富家子弟的“道德关怀”，另一个是“缓和社会矛盾”。

　　李敖访问大陆，有媒体列出知识分子、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作家、电视评论家、娱乐明星、狂人等几项“定位”，让被调查者“确认”应该如何“称呼”李敖。38．83％的被调查者认为李敖是一个“狂人”，23．37％的被调查者认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其他几项的认同者都很少。这是很有意思的。

　　李保华在9月22日《新京报》发表《我为什么起诉周国平》一文，他在文中宣布：“我是《纯粹的智慧》一书的作者。”这一本冒我的名字畅销而内容低俗的书，现在其真实的作者公开亮相了，这有助于澄清读者的误解，对此我深表欢迎。李保华还宣布：“我是以《纯粹的智慧》一书作者的名义去起诉的。”《纯粹的智慧》已被证实是一本伪书，一个人怎么能以一本冒名伪书的作者的名义去起诉被冒名者，这未免令人费解。不过，读了他的整篇文章，我发现，令人费解之处比比皆是，要和这位李先生讲清一些简单的道理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公元1661年，在中国为清顺治十八年，论干支则为辛丑，属牛。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出名的“哭庙案”或许是惟一的例外。著名的苏州文人金圣叹，就是因涉此案而被处死。一位化名“采蘅子”的作者在他的《虫鸣漫录》一书中，生动记载了这一案件的原委：金圣叹参加了当时苏州儒生的一次示威活动。为了抗议当地教育管理部门出卖“孝廉”功名，学生们将孔庙中的孔子像抬出，换之以财神像。事发后，金独揽大罪，不使殃及他人，终于被杀。

　　笔者认为，要让“大人物”也缴上税，必须转变过去“盯人”的个税征管方式为“盯钱”的征管方式，通过对各行各业的从业者进行调查，制定一个收入的大致指标，将私营业主、教授、医生等高收入者的收入来源透明化。同时，也要加强对这些“大人物”的监督，加大对他们缴税的抽样检查力度。

　　据《南方都市报》9月27日报道，监督政府花钱是人大常委会最重要的职能之一，但9月26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们在审议政府财政预算、决算以及相关审计报告时，却纷纷“诉苦”：报告太过专业，看不明白。

　　在个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听证会上，多数人认为，1500元的费用减除额仍显偏低。如果1500元的个税减除标准真能有所提高，就有助于解决中低收入者反而成为个税纳税主力的不正常现象。

　　国务院关于官员从煤矿撤资的政令在贯彻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先是传出内蒙古官员宁不当官决不撤股的消息，而现在，一些产煤省竟然出现了官员撤资煤矿的“零报告”，截至25日晚，共有497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登记从煤矿撤出投资，这显然与公众的期待有很大距离。

　　9月27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京如期举行了个税起征点立法听证会。最近关于个税的话题，是一浪高过一浪，富人寡税、高收入者“合理避税”、个税大都由穷人扛着……这些不正常的现象也引起了人们的忧虑。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希望用调高个税起征点的办法为穷人或低收入者减轻负担，同时对富人寡税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只有小人物才交税”，这句略带悲情和愤懑的感慨，毫无疑问，将再次使得坊间议论四起。普通工薪阶层是纳税良民，高收入者却通过种种手段“逍遥税外”，显然会让工薪阶层心态失衡。约翰·罗尔斯认为，衡量社会和谐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公平与公正，那么是什么导致“只有小人物才交税”这种怪胎大行其道呢？

　　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清华大学居然让博士王垠作出退学的决定，昨天媒体报道：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一位博士生导师证实，该系博士生（博四）王垠日前写出一封公开信。在信中，王垠表示对学校博士培养模式不满，要求退学。（《新京报》9月27日）看到这一消息确实让人吃了一惊，但仔细想想王垠在反复思索之后作出这一决定，也许在他看来是别无选择的选择。他的这一选择折射的是教育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