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金城的师生情_新闻中心

与金城的师生情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09日08:53 今晚报

刘子久入京求学时，正值民国初的北洋政府时期。北京是政治文化和教育的中心，不仅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政客、文人、画家，各地的学子也纷至沓来。画坛一改晚清的沉寂局面，南方画家纷纷北上，并逐渐成为画坛的主导和中坚。1919年，根据巴黎凡尔赛和约的有关条款，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用于发展中国文化教育，从而促成了“中国画学研究会”在北京的成立。金城任该会会长，周养庵任副会长。金城曾任众议院议员、国务院秘书，是一位有革新思想的画家、学者、教育家。他精研古代画法，又通西洋水彩、透视。在艺术上反对完全趋从古人，也不同意向西方靠拢或盲目求新。他认为在当时真正的传统丢失的太多，主张“不古不今，脱胎出新”，很受学生及同仁的拥戴。　　金城的学生多达400余人，出拔者不下数十人，但最得意的只有四人，即刘子久、惠孝同、陈少梅、吴镜汀。金城赏识刘子久的刻苦精神，指导刘子久临摹了大量古代名画。在教师的谆谆教诲下，刘子久的画艺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变化。金城的教学方法采用传统的师徒传授的形式，全然不同于美术院校。上课时以逐个点评作业、修改作业和现场示范为主，作业由学生课余完成。学生围在老师的画案前，观摩和聆听老师一边批改、一边讲解的全过程。　　刘子久在绘画技艺上殚精竭虑，且努力实践金城的画学主张，并认真钻研古体诗的写作方法。对金城著作《画学讲义》、《北楼论画》、《藕庐诗草》等都进行了细心的研读。对于“南北分宗”这个长期论争的问题，金城的观点很有独创性，他虽然承认“分宗说”的成立，但反对崇南贬北。反对将绘画作为养生之道，力主对传统下经年累月的苦功。他让学生与照相馆联系，拍摄了一些故宫及私人收藏的历代名作，扩成大幅照片，参照原作反复临摹。如北宋范宽《雪山萧寺图》、李成《林塞平野图》、燕文贵《秋山萧寺图》、郭熙《早春图》等，都成为学生们进行严格技法训练的范本。在未入金城之室以前，刘子久的山水画多宗元人，南宗气息较多。金城初见刘子久的作品之后，认为他应该多临摹北宋，走出南宗的圈子。他让刘子久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心绪性情的画路，与其他同窗拉开距离。　由于长期在燕山一带体察生活，对燕山石质纹理的特色有深刻的理解，他认为宋人的“小斧劈”石法，是一种颇具现实感和生活感的传统，很适合反映燕山的肌理、块面特征。他对金城提出的“精研古法，博取新知”的理解便是传统与生活的相互印证，任何一种传统都离不开对现实世界的体验，正如古人所说“从来山水之探奇，必系真山之写照”。这也是刘子久的作品在解放后能迅速适应新题材的原因。在花鸟画方画，刘子久也严格遵循金城的观念，即少临摹，多研读，用传统技法直接面对实物写生，并糅合西画的写实技巧，使西法融化在传统笔墨当中，进入浑然不自知的境界。尤其可贵的是，金城反对“固守师传，以为家法”的倾向，鼓励学生按自我特常发展，刘子久的成功即是典型的一例。　　金城与刘子久的师生情是真诚的。一次正在给学生上课，金城在表扬了刘子久的作业后打趣地说，难怪你是我的得意弟子，从名字上就能看出咱们之间有缘分。我叫金城，你叫光城，“光”字与我的号有关，我的号称“藕湖”，“光旁”即藕的别称。说得刘子久有些不好意思，同学们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他。1922年春，金城为刘子久赐号“饮湖”，并亲手刻了一方印文为“饮湖”的图章送给子久，边款刻有“北楼仿秦为饮湖老弟，时壬戌正月二十五日。”大家都明白，在众多学子中，刘子久的确得到了老师的另眼看待。　　1926年，金城从日本归国，不幸病逝于上海。噩耗传来刘子久悲痛至极，大病一场，在天津美术馆从事教学期间，子久先生经常与学生谈起自己与老师之间的情谊，学生们都十分感动。　　建国初，由于对传统国画的否定，将湖社作为“守旧”和“顽固”的代表加以批判。金城也被戴上了许多政治帽子而遭到冷遇。有很多人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有意淡化与老师的关系。而刘子久却始终如一地感念老师的教诲和提携。在填写个人历史材料或从艺经历时，或逢人谈到个人学画师承渊源时，总是把师承放在较为突出的位置上，儿子刘祖泰曾提醒过父亲，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样是否合适。子久先生却说：“一日之师，终身莫忘，老师教的东西一辈子受益，何况历史是事实，回避是不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