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论文：中国大众传媒角色困惑的文化分析及现状探讨

　　内容摘要：本文从文化心理角度切入，关注文化心理发育的历史演进更加可能挖掘大众传媒“角色困惑”的深层原因。当然，大众传媒的“角色困惑”也有其“新闻学”学科建构本身以及与之相关的因素。因此，笔者试图把它们结合起来对“角色困惑”进行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分析和现状探讨以期达到廓清和建设性解惑的目的。

　　关键词：大众传媒 角色困惑 文化分析 角色设计 新闻困惑中间地带“现代社会科学

　　一、“角色困惑”的文化分析

　　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大众传媒进行文化分析，首先，要承认“角色困惑”的存在前提，这一前提将在“角色困惑的现状探讨”中论述；其次，文化是一个宽泛而深刻的范畴，作“文化分析”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在诸多方面，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从“大众传媒”的角度考虑来进行分析定能折射出许多“角色困惑”的文化因由。下面我主要就对“角色困惑”发生深远影响的文化因素进行分析。

　　1、“大一统”下的“集体主义”意识。中国有这2000多年的封建文化史，强大而统一的社会自秦以来在历史中占据着绝大部分时间，形成了既“大”又“统的“大一统”思想文化，中华文明得以绵延流长，中华民族得以一直强大直至“鸦片战争”的爆发。究其原因，这并不是因为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而是因为产生于“农业文明”的“大一统”等思想文化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障碍。这一障碍在文化的心理层面上积聚内化而成的“集体主义”意识一直以来禁锢着人的自由发展。尽管这一意识随着历史的演进而磨蚀，但往往又在历史演进的关键时刻一次次得到有意识的强化。历史时刻的社会促进不得不一次次以“强制”为武器而促成了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机械团结。大众传媒作为“权力”的延伸只有以“服从”为天职，从而“服从情结”与“命令情结”相互映衬使社会失去大量的创造机会。

　　2、文化的“二律背反”。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可以提炼为儒家文化的“忠恕”、“中庸”和“务实”，而“中庸”又是核心之核心。透过三者，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艰难选择以及徘徊和倒退。“进取”、“适中”、“务实”之间总是以一种制约与反制约的关系存在并影响着“现代化进程”，呈现出“二律背反”的矛盾落差。最终只能以“中庸”之道的适中原则来应付现实。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运动以至“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是以不同意义的“进取”为始衷，但最终都没有取得实际改变或改造中国社会的成功。传媒跟随着历史的节奏而起舞，到头来失去了自我也就无所谓自我以及自我反省与建设。

　　3、“内圣外王”、“守道救时”内容与形式的结合。儒家文化从哲学上讲是一种道德本体论哲学，具有“结构主义”特征，也就是强调人与生俱来的认知结构的先验性。它是以先验的道德标准为价值标准，以“天道人伦化和人伦天道化”为形式手段以达成“参赞化育”的统治目的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精心设计和服务的内容与形式、价值与手段的结合体。“内圣”是为了“外王”，“内圣”是价值内容，“外王”是形式手段。“所强调的是‘守道’，也就是‘立身’的重要意义。要救时，必须守道，守道则是为了救时。”[1]一方面，这体现出儒家文化朝着经世致用的方向转变，企图恢复价值与秩序的有效统一；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价值与手段的危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演进，内在价值在中西文化的碰撞甚至较量中日益消融，而外在的手段也日益显得破败无力，秩序危机显露无疑。而这种价值与秩序的有机建构自“现代化进程”以来就一直成为中国社会变革、改革的命定目标。

　　“内圣外王”、“守道救时”同时沿革和催化了“积极自由主义”的观念，以“我”为主，推销并内化“王”、“道”的理念，导致了只强调结果不强调过程的斗争哲学倾向。这种理念表现在文化上，就是一种强势的文化价值观，以个人的感性意愿的满足为标准，以强者的正义为正义的标准。大众传媒作为文化价值的传播者，又是公平正义的维护者，在面对强者正义的文化价值标准时，将怎能维护弱者的正义而最终维持对正义的尊重呢？如若不能，对大众传媒而言，任何一服“社会促进剂”都只会变成社会堕化剂；任何一服“文化的清醒剂”都只会变成文化的麻醉剂。如若不能，大众传媒作为“角色”，最终只会迷失方向，对社会而言，将只会形成巨大的文化堕距，最大受害者只会是弱者。

　　二、“角色困惑”的现状探讨

　　（一）、“角色困惑”与“‘新闻’的困惑”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里，“角色的困惑”是以“‘新闻’的困惑”为前提和基础的。因为“‘新闻’的困惑”关涉“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建设。理论建设出现了困惑，作为实践者的大众传媒出现“角色的困惑”也就在情理之中。

　　大众传媒是人感知外部世界并获得经验、知识、新闻消息的一种来源和渠道。由于人与外部世界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且直接感知外部世界的能力的有限性，这就决定了现代化进程中大众传媒作为角色中介的介入的必要性和效能性。但由于“承载新闻消息”的渠道与上层建筑的难以言表的关系又决定了大众传媒所承载的“新闻消息”不同于一般的经验知识。大众传媒被关注的两端（上层建筑与社会大众）集中到这一点上使得“新闻”在本体论上是“事实”在实际中变得如“精神实体”般的一种追求。“新闻就是事实”[2]这一定义作为基础性研究成果具备了理论突破和企图建构“新闻”学科理论体系的价值意义，但大众传媒作为“事实”传播的实体在中国却变得如“嚼不烂的夹生饭”。正如芮必峰先生所说：并非所有的事实都是新闻。这里除了对“新闻”的价值判断和在实际操作中的提出忠告外，也不无包含对“新闻”进行限制性定义有待进一步探讨的意蕴和余味。况且，“说新闻是事实，当然不等于说事实就是新闻”[3]这一互制的命题本身就不具有确定性和有效性。

　　“事实作为经验对象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但作为经验内容又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中。”[1]没错。问题是：一方面，我们经验着；另一方面，我们又被意识牵引着。而“意识”却并不是主观见于客观的产物，这是问题的关键，也是出错的关键。要知道，“新闻事实”正在客观上成为我们感知世界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因此，对“新闻”的感知已不仅仅是我们的一种认识内容，也正成为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形式，从而具备了认知世界的认识论的意义。大众传媒作为一个实体（群体）担负着“角色”的使命，却在现实中正以一种矛盾和困惑的态势认知着每一样“新闻事实”。

　　（二）、“角色困惑”的现状探讨

　　在现代化进程中，我国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转型就是社会的整体性变动或结构性变迁。”[2]显而易见，我国社会转型更趋同社会的结构性变迁。这一关键时期也就是社会结构整合机制的生成时期，也是价值与秩序有效建构时期。在这一时期，往往会出现“理想”和“现实”选择的权衡和妥协。对大众传媒而言，也是一个最佳的建构时期，同时意味着在“理想”和“现实”中进行结构性的整合以及“角色”的选择。为什么大众传媒在“理想”和“现实”之间难以在“这一点”上达成默契呢？是历史和文化把“大众传媒”挤压在“这一点”上使它失去了自我，出现了“我是谁”、“为了谁”的困惑。

　　1、现实中的“角色困惑”。当下中国大众传媒作为“事业法人”又承担着开拓市场的“企业法人”的角色。正所谓“上有尚方宝剑悬顶，下有市场利润陷阱”，从而落下“官媒合一”、媒介从业人员“挣工分、扒分、挣口粮”的口实。在现实操作中便出现“角色”错位痛苦的一幕幕。如“非典”前期，当大众想了解事件真相时，传媒集体失语，在禀承“意志”之后，传媒又狂轰乱炸，使得社会大众惊恐失措。社会大众的惊恐失措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凸现出传媒“角色”的惊恐失措以及在这一惊恐失措下的困惑。在“权力”与“权利”面前，传媒明显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传媒“挣了面子却丢了脸”。面子是社会大众给的，脸却是自己丢的。这不由得“角色”不困惑。同时也很难想象，在“权力”和“权利”纠缠的背后，传媒怎么认识和处理“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新闻自由”与“公民、法人的人身权利”等等社会现实问题？传媒又如何在以“做大做强”、“打造媒体航母”为目标理想和境外媒体竞争与协作中以“事业”面目示人？

　　2、“现实”和“理想”之间的角色设计选择。站在“理想”和“现实”交叉的十字路口，被称为新闻领域的“新自由主义者”喻国明、陆地等学者提出了“权利彻底退出、走市场化”的大众传媒之路；而与次相对的是被称为“新左派”的吕新雨、展江等学者提出“坚持事业性质、社会公器”的不同传媒出路。前者实际上是一种在“现实”的困惑中的理想选择；后者实际上是一种在“理想”的困惑中的现实选择。我承认，学者们都是在体会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深刻变动中对大众传媒“角色”选择方面作努力的理论设构。但前者忽略了：在社会转型时期，市场发育并不完善，“沉渣”回大量经常泛起。“权利”的获得在市场化中并不能指望“权力”的退出就会如愿所得。后者忽略了：在这一时期，坚持“事业性质”无疑在事实上强化了“权力”和“意志”，在“权力”作“分母”的情形下，把“权利”作“分子”，只会使“社会公器”的“角色”无所适从从而淡化、弱化“权利”诉求的功能。

　　如果说以上是两派学者对大众传媒“角色”选择的对话和理论设构，那么，李良荣先生则从媒介现实着手形而下地制定了旨在解决“角色困惑”的“媒介分层”策略。他把媒介分成三层，分别定位在“机关法人”、“事业法人”、“企业法人”的性质上，与次相对的是：机关性质，机关化管理；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企业性质，企业化经营管理。这种“分层”确实有助于提高认识媒介现实的能力，也显得更具有操作性。然而，这种烙上“人为”烙印的“分层”却不可能回答和解决媒介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存问题及其价值归宿问题。你能指望“支离破碎”后，媒介还有一个完整的形象和核心价值吗？这一“分层”的结果只能是从认识现实的“角色困惑”开始又重新回到现实的“角色困惑”之中。

　　三、营建“现实与理想”中“角色”的“中间地带”

　　如何走出现实的“角色困惑”呢？我们不妨对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作为主体的“人”的自由发展历程进行一番简单的梳理和考证。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经历了“从个体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到社群主义观念的演变”[1]。当“自由主义”泛滥导致极端的“个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时，“国家”以社会整体性面临瓦解威胁的理由介入而产生了“新自由主义”，“国家”的介入在消除“威胁”的同时却并没有起到强化社会联系的作用，于是“社群主义”应运而生。“社群”作为一个群体概念的中介组织不仅起到一个缓冲作用，而且使处于“群体组织”的两端——“国家”和“个人”在关系上得到很好的交流和互动。

　　从西方现代化进程的观念演进中，我们看到了个人主体性在物的关系上使人获得了现代哲学和社会学意义的前提。在国家和个人关系上，“国家必须在不可解决的种种张力中寻找自己的道路。它在这个世界中的独特地位……迫使它增强自己的权力而牺牲它内在人性的发展。反过来，人的实在则压抑它，以限制其权力的增长，不然的话，它的基本目的——人的最高可能的发展——就回受到阻碍。”“国家的具体内容是为人自由实现其多种多样的职业理解提供机会。”[2]从雅斯贝尔斯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得出：在国家与个人的对立互生中，有存在“社群”这样的中介组织的必要性。

　　海德格尔的将人从极端自我纠缠中，也就是从极端个人主义中拯救出来的企图同样为大众传媒走出“角色困惑”提供了相似的思路。在他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信札》一书中，他设计出富有弹性、旨在拯救的“中间地带”。他说：“相反人在本质上是首先存在于存在的开放性中，这种开放性是一片旷野，它包括了主——客关系能呈现于其中的‘中间’（in-between）地带。”[3]我想这一开放的“中间地带”不仅对“人”而且对“国家”来说，都是需要的和具有建设性的，都一定期待着“大众传媒”能象其它中介组织一样融入到这一开放的“中间地带”中。这不仅体现在建构平台的意义上，更体现在理念生成的意义上。我们有理由也有信心期待：在这一“中间地带”，“权力”和“权利”、“意志”和“意见”能达成协调和统一。

　　在当下中国，我认为，这一“中间地带”还完全可以以一种理念创新的方式进行“一中（‘中间地带’）各表”来达成营建的共识。在营建的基础上创造更多的余地和空间，以时间换取空间，以空间促进发展。以一种发展的文化建构观创造出一种生态的社会观，从而时空的人得以通过文化改造、造福自然社会，同时，自然的社会也将促进人的自然发展——即创造出人和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愿景。

　　（作者简介：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04级研究生）

　　参考书目：[1] 郭湛著：《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2]俞吾金等著：《现代性现象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3]龚书铎主编：《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中华书局2002年版。[4]宋林飞著：《西方社会学原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5]佐斌著：《中国人的脸与面子：本土社会心理学探索》，华中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6]高力克著：《〈新青年〉与两种自由主义》，21世纪1997年8月号。[7]李良荣著：《论中国新闻媒体的双轨制——再论中国新闻媒体的双重性》，现代传播2003年04期。[8]芮必峰著：《新闻本体论纲》，中华传媒学术网（MediaChina.net）。

　　作者：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