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审警察曾是早报记者昔日朋友

　　■早报特派记者周海波摄影方炜警贼案中的好几个警察都是我昔日的朋友，听说要安排我到贵阳采访庭审，我有点犹豫。

　　曾经的警务长很支持我

　　上午9时，随着贵阳铁路运输法院一审判长敲响手中法槌，“1·10”案中涉案第一

　　2003年，春运。我在火车北站售票大厅认识了李东升，中等个，身着警服，他在人群中来回巡视。“小周，今天你又来采访啥子哟？”他笑着问。我看了他一眼，本想是找篇新闻写的，但看到他脸上的微笑，额头上的汗珠，我打消寻找新闻的念头。“我过来看看，没有新闻算了。”我说。

　　大家平时交往谈不上“频繁”，但相互之间还是常通通电话，工作上互相支持。“1·10”案发生后，我仅知道派出所有几十名民警被抓。昨天，我在贵阳铁路运输法院门口的公告栏上看见了“李东升”三个字，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翻看通讯本上所记电话，李东升的电话历历在目。自己已经记不清楚曾拨打过多少次，如今手机号不存在了。想一笔划掉，几次都没忍心下手。我默默地告诉自己，算是一种回忆吧，想起他们还可以翻翻电话本。

　　曾经的铁血民警感动过我

　　我的通讯本上还记载着被告人智勇、接正锦、崔少峰等民警的联系方式，他们都曾是我的朋友。记得有一次，智勇在与我闲谈中讲，长年盘踞在成都火车北站的各种社会闲杂人员，主要分为“仁寿帮”、“遂宁帮”、“宜宾帮”等“成建制团伙”。这些人从来“不认头脑知识，只认胆子义气”，偷、抢、拐、骗和制售假车票、放高利贷、贩毒、收保护费等恶行样样都搞。我听着他的讲述，心里有一种敬佩感，他们为保护旅客生命财产安全日夜奔波北站。后来我听说他与贼勾结，让我吃惊。

　　这让我想起一件事：在一次采访中，智勇邀请我到一家面馆吃面，据他说，面馆老板是一个改邪归正的票贩子。吃完算账时，面馆老板一再要免费请我们吃，都被他拒绝了。后来，他在情急之下，干脆将面钱扔到桌上走了。

　　他们曾经抽的是“中华”

　　案发后，一些涉案民警追悔莫及，在接受调查时难过得痛哭流涕。其中，我的一位警察朋友还曾因勇擒歹徒被捅伤危及生命，被授予一等功。

　　这是一个有些辛酸的话题，值得深思。不可回避，铁路警察在目前属于低收入阶层，然而，这并不能成为警察犯罪的理由和借口。与他们几年的交往中，我有时也很纳闷，他们抽的是一包40多元的“中华”牌香烟，回家开的是小车，家住的是“洋楼”。作为一名铁路民警，如此高的消费仅靠工资怎能承担？

　　社会各界应该反思

　　审判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了，我看见当年的好友一个个站在被告席上，沦为阶下囚，他们的家人哭了。我想，社会各界也应该反思，缺乏有效的监督是导致此案的重要因素。

　　成都火车站派出所隶属于铁路公安机关，与属地公安部门只有业务上的协作关系，没有所属关系，这种体制使得火车站像在属地划出的一块“特区”，处于“高度自治”状态。“我的地盘我做主”，管理上的封闭性、自守性，令派出所即使近亲繁殖权力、内部安插不合格警员，外人也只能徒叹奈何。作为记者也是一名旁听者，希望类似事件不要再发生，也不能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