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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之女吴青:人大代表就是要代表人民说真话(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12日13:25 公益时报
  随身带着《宪法》、多次投反对票的人大代表吴青,21年来始终以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诠释着一种传承于“五四”的民主精神

  冰心之女吴青:人大代表就是要代表人民说真话

冰心之女吴青:人大代表就是要代表人民说真话(图)
  吴青:68岁,冰心先生之女,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教授,无党派人士,北京市人大代表。无论走到哪儿,都带着一本红底烫金封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随身揣着《代表法》和代表证。有人称之为“神经病”、“有争议的人”。

  由于积极热情地支持妇女事业,被聘为加拿大国际发展署妇女发展专家,妇女跨文化网络名誉主席,兼任全球妇女基金会董事等多项社会职务。

  “我是人大代表吴青,代表号6365。”

  与陌生人打交道时,这是吴青一句格式化的开场白。

  平常出门办事时,吴青总是骑一辆破旧的28型凤凰女式自行车,28年前买的,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那种。她身上穿的衣裤,也已经旧得看不出式样和最初的颜色。

  在童话《皇帝的新装》里,那个说真话的小男孩不知后来命运如何,但是吴青觉得,无论什么结局,作为人大代表,自己就是应该代表人民说话,而且应该说真话。

  近日,吴青在家中接受了《公益时报》记者的专访。

  老百姓是最讲理的

  记者: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您认为老百姓现在最需要什么?

  吴青:老百姓要的是公平公正透明,他们不要别的,也不多要,老百姓是最讲理的。

  现在大家越来越信任我了。我们学校旁边有一个卖西瓜的小摊,有一次一个日本人买一个小西瓜,摊主要了他17元。我走过去时,摊主还叮嘱我“你可别当汉奸啊”,我说:“对,我就是不能当汉奸,所以你不能这样欺负人。他没有欺负过中国人,即使他爸爸做过对不起中国人的事情,也跟他没有关系。咱们中国人应该平等对待外国人,不应该有两种价钱。”最后他把多收的钱退回去了。后来我每次路过那里,他们就说:“代表来了,代表来了。”

  有一位意大利的女士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当了9年播音员,现在退休却没有一分钱的退休金。最近她找到我,我让她把具体情况写下来,我可以把她的材料往专家局递。

  必须得公平。我觉得现在应该普及当年“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与民主,各项决定要照顾各个方面各个利益集团,应该公平公正公开。应该让所有纳税人都满意。

  有人恨我,有人怕我

  记者:现阶段您在关注哪些问题?

  吴青:我现在注意保护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的问题,另外就是打工者的权益,尤其是进入非正规企业就业的。

  我是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的董事,我们这个组织是专门为农村妇女和流动人口服务的。我们有一个农校,专门为农村妇女和辍学女童服务。女孩儿来到这个世界,她也应该享受每个公民拥有的上学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劳保的权利,这些都应该由政府提供。

  我认为,弱势群体的提法是不对的。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大城市从经济上代表着一个迅速发展中的中国,但我更知道的是贫困的中国,像甘肃的会宁、定西、陇西,山西的五台山,四川的马边、峨边,贵州的罗甸、边阳,内蒙古的巴林左旗,我去的地方都是最贫困的地区,我懂得了当地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所以我一直认为,如果把这些群体当成弱势群体,是不公正的,应该把他们叫做是被忽视被歧视的群体。因为广大的兄弟姐妹们并不是弱者,他们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就没有饭吃,我们就会饿死。肚子都填不饱,你还能干什么?

  因此,我现在关注比较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土地的问题。有些开发商与某些官员勾结,疯狂掠夺集体的土地。我用宪法来维护公民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而且是天赋人权。作为人大代表,我觉得我应当起到监督的作用。

  记者:您家的电话总是占线,很难打。这是不是因为您到处公布家里的电话?

  吴青:我家的电话是热线电话,我只要在家,家里的电话就不停地响。

  记者:您和政府官员的关系怎样?

  吴青:官员对我的态度还行,因为我已经干了这么久,他们都知道我是真办事,所以大家都比较支持。

  但也有人害怕我,也有人恨我,说我管事太多,觉得我咄咄逼人。有人警告过我,让我出门骑自行车时要小心点。这个你是防不胜防的。

  记者:您认为您的奔走呼吁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吴青:我就从身边的具体的人和事做起,哪怕改变一个人,通过这个人就能改变10个人,这就是连锁反应。他一变周围人都变,是一种裂变。

  21年代表路

  记者:1984年您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这21年中,您最深的体会是什么?

  吴青:1988年的时候,我已经当了4年人大代表,那次是885个人大代表,我是唯一一个举手投了两个反对票和两个弃权票的代表。我为什么投反对票?因为根据宪法第三条第三段,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也就是说,人民代表应当监督政府、政府官员、法院法官和检察院检察官。很简单的道理,运动员不能当裁判员,政府官员、法院、检察院的人一律不应进人大。

  大家都说,谁好大胆居然敢投反对票?其实根据《宪法》、《代表法》,我们人大代表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反对票,也可以投弃权票,但是我们从来都是一致通过,这太不正常了。你看我们五个指头还不一样齐呢,如果一样齐,我们什么东西都拿不起来。从此以后,我在北京就成了有争论的人,我不在乎,我一手有《宪法》,一手有人民的支持。

  记者:21年中,您是否一直得到了广大选民的支持?

  吴青:选民是我的上帝,我要让他们满意,这样我才能拿到他们的选票,才能做人大代表,这样就进入了良性循环。现在我要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做什么事,大家都很支持我,很快就完成了。这样大家才能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

  记者:凡是找您帮忙的选民,最终他们的问题都能解决吗?

  吴青:那不是。上周有一个人找我,说吴老师我不瞒您,我从前有上百万的资产,现在我只能捡破烂。我看到他在路上捡了个饮料空瓶放进口袋里,他是因为炒股整个全赔了,他老婆被人打了,他来找我帮忙,我就给他分析其中的利害关系。并不是每个找我的人我都能帮上忙。

  我曾经用了四年半的时间帮人翻了一个案子。是关于一起车祸的案子,本来西城区法院判的是对的,全由司机负责;后来到了北京市法院,认为事实不清楚,由双方负责。最后在我的努力下还是翻过来了。案子涉及到了路权还是人权的问题,因为这件事,我现在跟高级法院和中级法院的一些人都成了朋友。

  生活的取舍与母亲的鼓励

  记者:您对物质生活抱什么样的态度?

  吴青:物质上我一无所有,正因为这个我才能做。你要什么都有了也就完了,你会患得患失,做事畏首畏尾。我愿意其他方面的富有,比如人民的支持。这就是一个取舍的问题。要搞清楚你到底要的是什么,什么对你最重要。

  有一个农村妇女,嫁到男方家,离婚后她要土地,男方说我现在没有地给你,你拿钱吧。于是她拿了钱。现在她又找我,说要地。我说你拿了钱没有,她说拿了。我说拿了我就不能管你的事了,你不能两个都占了。你要是要地,那就把钱退回去。我就是依法办事,你可以选择,既然当初你选择了短期行为,就意味着对其他选择的放弃。

  记者:您总是一个人奔忙,不觉得孤独吗?

  吴青:是的,我感到孤独。我是在中国第一个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一个给自己规定每周二接待选民的、第一个不定期向选民汇报工作的,可是前段时间有一个关于海淀现象的研讨会,他们就是不通知我。不过他们这样做我可以理解。

  2001年我得了一个国际上的奖“亚洲诺贝尔奖”——菲律宾麦格赛赛公共服务奖,这也是一种认同。

  记者:您的家中摆放了很多幅冰心先生的遗像,您做这一切是否缘于母亲的教诲?

  吴青:我妈说,有女万事足,无官一身轻。我现在随身带着的这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是当年我当选代表时妈妈送我的。我妈妈曾是全国人大代表,她告诉我,如果你真想当好人大代表,就要敢说真话。当她知道我在人代会表决中投了唯一的一张反对票时,就抄录了林则徐的一句话鼓励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作者:薛京

  (来源:公益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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