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遭遇“国界”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13日15:21 南方周末

　　宋志坚

　　都说是“科学无国界”，近读《一位自费留学生郭申元留给世人的思考》（原载《科学时报》），却强烈地感觉到科学遭遇“国界”时的尴尬。

郭申元是上海人，他不是“老外”，只是出国留学去了。他以自己在生命科学研究中的巨大贡献而被国际顶尖级生化学家们称为“非常杰出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式的人物”，他的理论被国际生化学界称作“郭氏理论”、“郭氏猜想”，其核心部分———对DNA解旋酶的研究，已进入攻坚阶段。一旦突破，癌症将再也不是“不治之症”。然而，就在这最后的攻坚阶段，他被癌症

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科学遭遇“国界”的尴尬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波士顿中国学者联谊会想赠送某高校一尊郭申元塑像以示纪念。郭申元的父母只求能将它树在他曾经读过的那个系，却遭到了系里一位干部的拒绝；希望常去看望这位“寂寞的勇士”的人建议将他的骨灰安放在离上海市区最近的一家陵园，他的父亲前去联系，又遭到陵园管理人员的拒绝。

听听那些拒绝“理由”，或许能使人看清这条“国界”的基本轮廓。

某大学某系那位干部的拒绝“理由”很简单：“郭申元又不是公派出去的，是自费出去的。他的研究成果是在美国实验室做出来的，又不是在中国做出来的。”后面这句话，本来只消用“科学无国界”这五个字就可回应———从科研成果中得益的总是整个人类，要不，我们凭什么去纪念牛顿与爱因斯坦？前面这句话，却是很有“中国特色”的。按照那位干部所说，似乎“公派”出去的，一切都该公家包了，至于有无实际作为，是否真的为公，都在其次；“自费”出去的，则对不起，一切都须“自理”，即使为科学献身的“爱因斯坦式的人物”也不例外。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公派”既然如此高贵圣洁，理当择优而“派”，像郭申元这般杰出的青年学子却为何只能“自费留学”？

某陵园那位管理人员则劈头便问“郭申元是哪一级干部”，听说“不是干部，是科学家”之后，就一口回绝：“又没有得诺贝尔奖，没有资格放在这里。”活着有等级，死了也有等级。遗体告别有等级，骨灰安放也有等级，人一辈子都生存在等级之中，死后还得由“等级”陪伴着，而较之干部，科学家的“等级”限制似又更为苛刻。干部得“哪一级”没有明说，科学家却必定要得“诺贝尔奖”，即使有可能获得此类奖项的成就也不行。

官衔、级别，获奖等级，以至于“公派”还是“自费”，大概都是身份的标志，通常称为身外之物。在我们这块土地上，不少人注重的恰恰就是这种身外之物，忽略甚至无视的倒正是人本身的价值，人本身对于人类所作出的贡献。科学遭遇国界，遭遇的就是这种观念上的“国界”，当然还有与这种观念密切相关的某种体制上的弊端。

也从《科学时报》的那篇报道中获悉，年过九十的生命科学泰斗谈家桢院士在得到郭申元的噩耗后，不由得老泪纵横，长歌当哭，“既为科学事业失去一位年轻有为的英才而痛惜，也为科学界痛失一位品格卓然的后辈而扼腕”。如此看来，将郭申元的塑像树立在某大学，将郭申元的骨灰安放在某陵园是迟早的事了。郭申元虽然没有“级别”，谈院士却是有相当“级别”的。但我想，只要某种观念上的“国界”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某种体制上的弊端未能革除，科学遭遇“国界”的尴尬事免不了还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