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长今》与儒生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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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长今》中有一个镜头让我着实随剧情“恶向胆边生”了一阵:两位白衣秀士，之前因为赵静庵事件而受到贬黜，长今经过努力为赵静庵洗脱罪名以后，他们也得到平反重新起用。但却在中宗任命长今为医官的时候横生枝节，成为闵政浩的反对者。

　　这两位“白衣秀士”的身份是“儒生”。如果使用中国的传统表达，“清流”更适合作为他们的ID。所谓“清流”，指的是品性清高的名士。他们大抵有深厚的儒学根基，身怀道德使命感，一力维护自己清高、廉洁的名声，以及四维八德的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他们总是以谏官诤臣的形象出现在各级政府当中，试图用传统儒家伦理道德规范长官行为。在这个谏诤的活动中，清流与儒生所依据的准则仅仅是儒家的伦理道德，或者与之唇齿相依的国家等级。他们并不考虑如何使行政活动更加有效、便捷。甚至当有效的行政活动逾越了等级、儒家道德的时候，他们依然会摆出“文死谏”的POSE，举起道德标牌进行阻拦。如此一来，清流和儒生就有意无意地成了“为谏诤而谏诤”的作秀者。我们就可以更深入地把握《大长今》里的“儒生”为什么要反对中宗对长今的任命了。

　　李中宗对长今的任命逾越了两重儒家伦理，一是男女之别，一是等级之别。如果说男女之别还可以用某种手段加以协调，那么社会等级的差别则是无法打破的。李中宗对长今的擢升，击破了朝鲜社会的所有等级枷锁。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下尊卑，进退有度的儒家伦理道德，正是建立在这样的社会等级的基础上的。李中宗的这一举动显然触及了儒家道德伦理的底线，是儒生清流所不能容忍的。这个时候，长今对儒生的平反之功，以及她精湛的医术、诚恳的态度，已经完全不在儒生清流的考虑之列了。

　　自孔子以来的儒学思想家们无不将道德看做是衡量人与事物好坏的根本标准，而很少关注实际操作活动中的具体情况。这直接导致了后世的清流儒生自恃廉洁刚正，毫不关心经世济民的具体技术手段。“重道德轻技术”事实上成了儒学给国家背上的最沉重的包袱。最近重读《老残游记》，庄宫保清正道德自然是无可指责，整治河道也颇为用心，结果却让黄河沿岸数十万居民的生命财产付诸东流。儒生误国，可见一斑。

　　黄仁宇写《万历十五年》，检讨明末政治，事实上却是以这一年为断面，剖析东亚传统文化的弊病。“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至其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这个弊病，出生在中原，流弊却鞭及朝鲜半岛。

　　(原载10月14日《新京报》，作者徐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