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记者记忆中的谢非

　　人物纪实

　　文/赖海晏

　　谢非同志生平

　　谢非(1932年11月－1999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广东陆河人，1947年11月参加革命，194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广东省陆丰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副县长、县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主任、秘书长、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曾当选为第十五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8年5月任全国人大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七至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

　　谢非同志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卓越的党的工作领导者，一生光明磊落正直严谨，实事求是，为广东改革开放和建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因病医治无效，于1999年10月27日在广州逝世，享年67岁。

　　认识谢非同志，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事了。省直属机关的一个会，谢非同志负责组织，我采访，送审，彼此无暇多谈，只是感到他做事认真、同记者好商量。那年头，我最怕送审。这一回，报社印刷等着开机，我心急地等着稿子过关。同我第一次打交道的谢非，十分体恤我的为难，尽力协助，取回稿子送回报社，已经超过子夜了。我如释重负，到宿舍“补睡”。

　　第二次见谢非同志，已是80年代。其时，我仍在《南方日报》，报社领导决定要刊登谢非同志的一篇文章:《四位一体的文化室是农村两个文明的重要阵地》。因与我所在的文艺部业务有关，便派我送审。我从排字打出小样，细看了一遍，突出的印象是文字干净，半句浮词也没有，句句来自农村的调查研究。原来，这是当时任省委主要领导之一的谢非同志，作了大量调查、经过概括和分析，在一个会议上的讲话。文章凭第一手材料的再加工，因而没有什么水份，实实在在，读来顺畅亲切，但提出了指导性的思路。文中说:“广东农村创造了一个可贵的新鲜经验”。文如其人，我有这样的印象。同省委办公厅电话联系好后，我按照约定的时间——星期天早上到省委机关送审。

　　到了谢非同志办公室，他早坐在办公室里工作了。另一位是他的秘书陈建华同志(现任广州市委宣传部部长)，在另一张办公桌。谢非同志见了我，微笑着说:你亲自送稿子来了。他大概以为我会通过报社通讯班的同志送稿子的，却见到我这个编辑送来稿件，很高兴。听他那么说，我也轻松起来，随口而出:您星期天也没有闲着呀！随即，他叫我再看小样，并说可以在上面修改，同建华同志斟酌后再交给他。他仍继续手头的工作。于是，我便来到建华的办公桌前，逐字推敲，只在技术上稍稍改动——实际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词句可改动的，因为谢非同志曾任省理论刊物《上游》的编辑，还曾被调到《红旗》杂志干了很短时期的工作，他对搞报刊是内行。我们对稿子“细磨”了以后，再交给谢非同志，他浏览了一会，便定稿了。事情办完，彼此宽松。谢非同志对坐在他前面的我说:听说宣传部要你来工作？……我知道这并非正式谈话，又不想离开报社，便漫然地讲模糊的闲话:谢谢领导的关心了。谈过后，我也没有记着此事。后来回想，谢非同志对人是那么尊重。他平时话不多，但都是有实际含义的。我猜想，他当时那样讲，有征询的意向。但我当时没有离开报社的思想准备，便没认真再问下去了。

　　谢非同志对记者平易近人，很尊重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印象。去年我和几位老记在报社宿舍大院闲聊，说到谢非。我的邻居、跑农村线的老刘说:谢非同志下乡，我跟他一起，他最好相处了。他要我同他一起坐在他的车上，以便随时交谈。送审稿件，不管多晚，他也不嫌打扰，总是与人方便。我们都认为，谢非同志当了省委第一把手、政治局委员后，对记者的态度，和勤于下乡，同过去没有什么两样，喜欢多问、少讲。喜欢发现下面的创造性的东西，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

　　自那次见谢非同志后，我在报社被调到另一部门——《南方周末》工作了。对这张按改革开放理念办的新报纸，大家都很投入。最看重读者，特别是平民百姓是不是自己掏钱买这份报，也注重知识界对它的评价和领导对它是否爱读。每周报纸出来，按老例规，每个编辑都取回若干份报纸，自写信封分别寄出。我每周寄出的《南方周末》，就有给谢非同志的。但从来没有写信或打电话征询意见。但后来的事实表明，他是十分关心、大力支持这份在广东开放改革大潮中办起来的报纸的。正因这一点，我对他深怀谢意和敬意。

　　一次，谢非同志到《南方日报》社二楼同编辑部人员一起开会。他上台讲话前，我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我乘机问他:对《南方周末》有什么意见？他温和地微笑，没有回答，很快他就被请到了台上。他讲的是办报。而我印象最深的是，讲了报纸的可读、可信、可用……，讲到“过去‘左’的东西被冲破了。所以，我们的新闻就搞得比较活，可读性就大大地增强了”。这些话我听来觉得新鲜、有力。特别对《南方周末》以“老百姓爱读”为办报宗旨，是有力的支持。他的讲话对办好《南方周末》起了指导和鼓舞作用——虽然他这次讲话是针对全体报业说的。

　　认识谢非同志以后，也曾因园丁的事麻烦过他。一位毕生从事教育事业的老同学，毕业于师范大学，几十年来工作勤恳，同事、学生都认为她教得好。在评职称时，却被忽略了。在无意的闲谈中，我知道此事，便写信给当时兼任广州市委书记的谢非同志如实反映。他对我的信作了批示，不是肯定或否定谁应否评什么职称，而是提出让市教育局派一个调查组到学校去开座谈会，深入听取意见，以便全面把评职称这件事关全市教师的重要工作做好。我寄出信后，没有再问。直到听说市教育局的同志按照谢非同志意见下去作调查，我才知道谢非同志作过批示。由于有了这次调查，市教育局弄清了情况，以利进一步抓好评职称的工作。我那位老同学和别的老园丁，自然便受惠于这次调查了。

　　我从报社调到省文联后，同谢非同志联系很少。但知道在省委主要领导中，他也分管文艺。1992年10月，省文联执行主席秦牧突然辞世，在告别仪式那天，谢非同志和朱森林、郭荣昌等省委主要领导来了。他们在秦牧同志遗体前默哀鞠躬，表达了省委、省政府对秦牧同志这位人品、文品都很好、备受文艺界和读者尊敬的作家的敬意。此情此景，令我感动。行动是无声的语言。谢非同志作为省委第一把手，是用这样的行动来表达他对秦牧同志也是对文艺工作者的内心话语。尽管我自小爱文艺，但留恋报社，在省文联干了几年后，曾以书面形式表达想回报社，继续在《南方周末》干编辑。那天谢非同志不在办公室，我请秘书转交我的信。事后我也没有询问下文。过了一段时间，时任省委宣传部长的于幼军同志告诉我:谢非同志把我的信批转他处理，他经过同有关方面协调，未能办成，我也就继续留在省文联工作了。现在想来，当时实在考虑不周，竟然以这种小事麻烦一位忙于种种大事的省委领导！可是，在愧疚之余，我从内心深处感激谢非同志对我细致、周到的关怀。

　　更让我感动的是，谢非同志对《南方周末》的关心和有力支持。一次，《南方周末》一篇报道出了问题(来稿作者写了假报道，编辑未核实)，该报面临停刊的局面。后来经过曾在报社工作的省领导老同志、以及省委特别是谢非同志的关心，才没有停刊，而在报纸头版登了一篇长文检讨后，继续出报。多年后，我问了当时同谢非同志一起出访泰国的建华同志，又问了时任南方日报社主要领导的刘陶，才较详细地知道此事过程。原来，当时在广州的省委领导黄华华同志曾召集有关人员了解情况，并向身处国外的谢非同志打了电话。谢非同志十分重视此事，冷静、缜密地了解细节后作了周到的安排，在电话里同中宣部负责同志交谈并取得同意后，又用电话告诉黄华华同志，让蔡东士同志起草了正式报告上送……整个程序，缜密而周到，而且抓得很紧，在《南方周末》该出报的时间照常出报，一天也没耽搁。因为出版一旦拖了，读者就会有种种猜测了。此后，《南方周末》正常出版，庆祝创刊10周年时，时任省委宣传部长的于幼军同志还到会祝贺。当时谢非同志主导这件事的意见，主要是:《南方周末》是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的一个子报，不是一般小报，主流是好的，如果停刊，会在读者中引起波动。因此，以不停刊而进行内部总结经验教训为宜。一言以蔽之，谢非同志支持了这份有首创意味的、以开放改革理念办的新报。作为《南方周末》的老编，我深深记住此事。我粗略知道谢非同志党性强而又思想开放，办事果断而又讲究纪律、原则和程序。不怕承担风险而又找到两全其美的方法。他这样处理《南方周末》的事，决非偶然。

　　前些时候，我同几位文友到了汕尾陆河。在谢非同志的故乡，看到他童年、少年时成长的环境，知道他自幼家境贫困、学习刻苦，从小阅读进步书籍、学习和传播革命思想，稍长大就参加了革命武装斗争。在故乡，有他青少年时的战友，都说谢非同志当领导后很念旧情，一位老人说着说着禁不住哭了。如同一棵大树，根扎大地，从山区走出来的谢非，念念不忘老百姓的脱贫致富，他殚精竭虑地搞开放改革，争分夺秒地调查着、思考着、工作着，很少把时间留给自己休憩。这一切，不仅给我这个老记深刻的印象，而且据我所知，接触过他的许多干部、百姓，无论是哪一行的人，说起谢非同志，都用不同的语言，说到谢非同志是一个忘我的人，一个永不言倦的改革者。谢非同志活在众多干部和老百姓心中的形象，是那么纯朴，那么睿智，那么亲切。

　　(此文写在谢非同志忌辰到来前夕)

　　图:

　　1952年，谢非同志任土改队队长时摄。

　　1992年谢非同志与邓小平同志及其女儿邓榕在一起。

　　1994年谢非同志摄于办公室。

　　1992年7月26日，谢非同志与家人一起游览白云山。

　　1995年8月2日，谢非同志在家里为小孙子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