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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也夫
好友史铁生在几年前开始接受透析后，不止一次对我们慨叹：享受到这项治疗后才知道，有钱，人就还能活着；没钱，人就只有去死。
从媒体上得知傅彪去世的经过后，觉得可以发展铁生的认识：有时候光有钱都不行，还要有关系，二者兼备才有生的可能，缺少了一样就只有去死。
我的推论是这样的。中国的肝源紧张，希望做肝移植的人大大超过肝源。傅彪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中换了两次肝，这肯定是常人享受不到的待遇，这必然意味着有的人要等更长的时间，或许还有未及等到便踏上了黄泉路的。
我没有丝毫责 备逝者的意思。求生是人的本能。我如果处在他的情境中，如果口袋里不缺钞票，大约也会急切地申请从速再做移植。问题在于医院和大夫，是怎样在病人中分配肝器官的。如果按照先来后到，傅彪还能这样迅速上手术台吗？如果按照病情需要和对症效果，肝脏移植的最佳适应症是先天性肝脏疾病，其次是肝硬化或乙型肝炎，第三才是肿瘤。肿瘤在肝脏移植后复发的比例很高。傅彪的第一次复发证实了他正是易复发的病症。他为什么能以不太适宜肝脏移植的身份迅速获得第二次机会呢？傅彪的病情公布会上沈中阳大夫说：傅彪经过手术得以“比平均生存延长了半年”，死因是肝癌复发，而非排斥反应。也就是说，手术没有问题，且只能是这个效果。老实说，正是看到了沈大夫的说法，我才产生了疑问。我的疑问不是沈大夫直接解释的手术本身有无问题，而是为什么在肝源紧张的情况下，一个手术正常尚且只多活半年的病人却一年内两次获得宝贵的肝脏。我想，傅彪病情发布会上的大夫们的发言显然只是针对傅彪的亲朋，不是针对苦等肝源的病人。但是如果脑子里有一些公正分配的概念，会感到还有一个如何向其他病人交待的问题：为什么你们还没有等到肝脏。的确，我也不赞同每一次手术都要向其他病人解释，为什么是他而不是你。但是建立一个公正的制度面对每一个病人，却是必要的。
从网上获悉，专家们也指出了这一问题。今年4月22日至24日，全国300多名知名专家、教授会聚江苏，出席全国第十八届肝胆胰外科学术交流会。专家们指出：在我国，晚期肝癌准备接受肝移植手术治疗的患者至少有1／3以上存在癌栓，这些患者在移植后一年内复发率达80％，3年生存率低于30％。因此，为有癌栓者做肝移植，极大地浪费了供肝来源与社会资源。专家们建议，要在全国推行肝移植手术准入制度。同时，他们也说，肝移植手术并非人人都可以做，要因人而异，不能动辄“换肝”。对于不适合做肝移植手术的病人，如果进行肝移植，不但浪费了精力，手术的质量也不会太好。
我以为，在器官移植上，我国的现状是既患不均，也患寡。听我的一个作大夫的朋友说，国外人体器官并不缺乏。一个来源是活器官的移植（比如活人捐献一部分肝脏给病人）。西方国家此类手术占器官移植的30％—40％，我国只占1％。国外来自尸体的器官也大大多于我们。据说有些国家办驾照的时候就写下承诺，如因意外事故死亡愿意捐献器官。我国现在年交通事故死亡超过10万人。如果这些肝脏、肾脏都能利用，将极大缓解器官需求的紧张。
那时，我也不会对类似傅彪这样的一年两换大发议论。但是在没有打开来源的时候，公正的分配制度的建立仍然是必要的。并且公正的制度很可能会促进器官来源的扩大。因为倘若有办法的人（他们必然在综合社会影响力上高于普通人）不必通过社会的“开源”就可以解决自己的需求，他们就不会对开源有切身需要，从而推动开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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