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首先得是一个讲真话的人

　　当媒体上传来巴金老人去世的消息时，我仿佛看到一颗星星，明亮而耀眼地划过天空。

　　这颗星星曾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照耀中国文坛。

　　在中国的著名作家中，巴金是长寿的，然而人们对他的关注不仅仅在于他的长寿，更在于他在“文革”后所写出的那本《随想录》，一本说真话的书。有多少人曾经活在这世上

　　二次大战时纳粹分子戈培尔对“真话”的理解是：“谎话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在当今社会上，无以计数卖假药，制造有毒食品的奸商及腐败分子们对“真话”的理解是，只要是从他们嘴中说出来的话，就是真的。

　　由此，我们更加觉得这位世纪老人讲真话的真诚与珍贵。巴金说过，他这一辈子为读者而写，为读者而活。也正因为这样，这位世纪老人才能被读者们尊为世纪的良知，知识分子的良心。

　　可反观如今文坛。当越来越多的“作家”们，顶着作家的桂冠，一味的取媚于金钱，献媚于炒作，写下无以计数连自己也不相信的假话文学，废话文章的时候，我们上哪儿去找“讲真话”的文化人呢？

　　缺乏了讲真话的勇气，忘却了写真话的能力之后的文学，就这么沦入了无耻当道，恶俗为美的歧途，一整个作家群体都被囿于“原创力缺乏”的笼中，笔下的文字不是苍白如同“有钱就有一切”的另一种读本，就是激情的如“从枕头写到拳头再写到浴缸”的刺激，没有向外的张力，没有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没有宇宙真相的追寻，有的是对社会恶俗的迎合，有的是包装、炒作、造假的丑陋。

　　对于一个人来说，讲不讲真话也许只是他个人道德问题，可对于一个用自己笔下的作品来影响读者，感动大众的作家来说，讲不讲真话却是社会道德问题。换言之，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作家都不敢讲真话，不会讲真话的时候，这个国家和民族就不会有“真人”活在这世上，这个国家和民族也就不会有诚信的社会道德存在。

　　纵观这些年来假话流行，诚信不再有等现象的泛滥，窃以为和我们的作家之不敢讲真话，或不能不会讲真话有着莫大的关系。而更为关键的是，当不讲诚信，假话成风，成为这个社会的道德癌症的时候，作为良知的代表的作家们，没有几个人用“真话”忏悔过。

　　某些作家不讲真话，又不忏悔的心态，既来自于良知丧失后的“无知者无畏”，也来自于“明哲保身”的无奈，只是笔者私下揣想，倘若这种不讲真话的无畏和无奈发展到极致之后，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是不是还会出现敢于站出来说“皇帝什么衣服也没穿”的小孩呢？

　　世纪老人巴金离开这个世界，可他的人格及讲真话的勇气，却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道理，要想当好作家，首先得做一个讲真话的人。东方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