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与方伯谦同是福建船政学堂轮船驾驶专业首届毕业生，又同被派赴英国留学深造。学成归国后，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执教，方伯谦在北洋海军中任职，都成为海军界栋梁之才。
可为叹息的是，方伯谦在甲午黄海海战中没有经受住考验，在酣战之际，他管驾的济远号军舰驶离战场，逃回威海港。战后，被定为“临阵退缩”罪处以极刑，“斩立决
”。严复对同窗方伯谦的表现及际遇既愤慨又悲叹。愤慨的是：“同学诸友，除方益堂一人外，无不见危授命……闻方益堂闻炮即遁，仓促将黄建勋之超勇冲倒，方太无赖矣！”悲叹的是：“方益堂竟以不免，悲叹悲叹！然卫汝贵、叶志超辈事，百倍益堂，乃荷宽免，则有人庇之耳。故虽杀百方伯谦，于军实又何所补耶？”这一评论非常中肯。笔者认为，这是对方伯谦被军法处置的客观正确评价。
纵观严复一生的表现，为国、报国、救亡图存的观念和表现贯穿始终。早在留学英国期间，他的出色表现得到郭嵩焘公使的赞赏，郭嵩焘对严复的西学谈论“极赏其言”，称“其言多可听者”。任职北洋水师学堂期间，严复著文极力呼吁讲求西学、西政、变法图强、救亡图存。他谴责对侵略者妥协求和以致丧权辱国，谴责前线官员的临阵脱逃行为。戊戌政变后，他致力于翻译西方社会科学名著，以翻译报国，力图为国启民智，“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直至民国初年，仍不懈于“文字报国”。民国初年，严复倡议以具有中华民族特性的“忠孝节义”为中华民国“立国之精神”，建立“民彝”。他所言“忠”，并非传统的“忠君”，而是忠于国家、民族。“今日之国，固五族四万万民人之国也；今日之政府，固五族四万万民人之政府也。此五族四万万之民人，各有保存此国，维持此政府之义务，而不得辞”。
严复的民族观，概括言之，有三个要点：一是民族、种族不等于国家，同民族、种族有在同一国家的，也有不在同一国家的，同一国家有多种民族形成的，也有单民族形成的。二是批评狭隘民族主义，闭关自守，倡言排外，主张对外开放，民族共和共存。三是呼吁保国保种保教，强民强种强国，拯救民族、国家于危亡。这是进步、科学的民族观，具有重要影响和启蒙意义。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