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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建筑设计院风华40载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30日08:56 南京报业网

  □本版撰文朱波周扬天宇

  【金陵晚报报道】 昨日,东南大学大礼堂内群贤毕至,人头攒动。在这座著名的、对东大有着象征意义的礼堂内:东大建筑设计院正在庆祝其建院四十周年。

  东大建筑专业历史悠久,大师级别的杨廷宝、童寯、刘敦桢等杰出设计师们,为中

国设计了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之作,引领了整个中国建筑行业的潮流,也使得东大成为中国现代建筑教育的发源地。大半个世纪以来,东大建筑专业便一直与清华分享着“执中国南北建筑牛耳”的盛誉。

  而设计院的40年历程,与南京城市的发展密切相连,留下了许多标志建筑。例如工艺美术大楼、新华书店、国际展览中心、地铁大厦等等,组成了南京城市建筑群中不可或缺的脉络。

  院士钟训正寄语设计师:

  建筑是文化请远离浮夸

  在昨日的会场,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钟训正赫然在列,作为东大建筑学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之一,钟训正在弘扬建筑文化上颇多建树,其中最为南京市民熟悉的莫过于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五台山体育馆等等。

  在中场休息时,钟训正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他设计了大桥桥头堡

  记者: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是令很多中国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作为设计者,一定付出了很多的艰辛,能谈谈那段经历吗?

  钟训正:那段时间非常辛苦。最初提出桥头堡的设计是在1958年的秋天,为了设计出最好的桥头堡,铁道部专门开展了一次竞赛。校领导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因为关系到学校的荣誉,校领导们决定打破学校教学程序,动员建筑系所有的教师、学生共同设计,先在学校内进行评选,评出的优秀作品再送交铁道部。当时,教师和同学也都憋足了劲,全校共提交了近200个设计方案,进入初选的有38个,最终推荐至铁道部的有6个方案,这其中就有我的2个方案。

  1960年初,铁道部等单位对参赛的方案进行了讨论,最后选出了3个备选方案,我的2个方案都在其中。后来周恩来总理到上海开会,我们特地带着设计方案去上海面呈总理,经过多方面考虑,最终选择了我的“红旗”方案,不过因为当时的时代特征,将两面红旗改为了三面红旗。

  建筑,应该对浮夸说不

  记者:近20年来,建筑行业飞速发展,城市内高楼大厦的数量也飞速增长,但是我们却感觉再也看不到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这样经典的建筑了。您能谈谈您的想法吗?

  钟训正:其实如何评价建筑的好坏,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想法,毕竟大家的审美观不可能相同,但是也应当有一个大概的体系。首先,从功能上看,是建筑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程度;其次,从建筑外形上满足大部分人的审美需求;第三方面就是整个建筑有没有内涵,能否满足人们的心灵需求,这是因为建筑里凝结着艺术、文化和无穷的智慧。

  现在之所以有一些建筑给人印象不好,主要和个别领导、投资人、设计者的浮躁有关系,一个方案不经过认真细致的推敲,只是看看效果图漂亮就拍板上马建设,这怎么行!一方面是“长官意志”,只要自己看着好就建设;另一方面,一些建筑设计师好大喜功,光从外观上考虑,却忽略了建筑本身的实用价值、文化内涵以及建设成本等重要问题。比如北京某大型体育文化设施,设计理念处理为一个全钢结构的鸟巢,的确很时髦,但总体壳体的钢结构竟重达4.2万吨,足足多用了十几倍的钢材,有必要吗?!

  所以我觉得要规范和提升我们的建设质量就应该摒弃现在浮夸的风气,更多地从文化层面、从全局高度来思考建筑设计问题,这样才是对市民、对城市、对历史的一个负责的态度。

  老院长回忆四十年风雨路

  从简易游泳池到标志性的高楼大厦

  东大建筑设计院四十华诞之际,记者采访了当年南工建筑设计院(后更名为东大建筑设计院)副院长史维祺先生。他向记者回忆了东大建筑设计院的四十年风雨历程。

  背景:应需产生的设计院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搞高校建设,教育部要求所有部署重点院校要到三线建设分校,第一步就是要规划设计,最理想的规划设计者莫过于重点高校里面的建筑专业人员,在此情况下,几所拥有建筑专业的高校如清华、南工(东大前身)、同济都开设了建筑设计院,南工建筑设计院应运而生;建筑设计院的目的,是将“教学、科研、生产”结合……而创办的另一个初衷,则是为了解决本校建筑系学生实习的困难……

  79岁的原东大建筑设计院副院长史维祺回忆起当年创建的初衷,平静的眼神中流露出笑意。他承认,这个当年只有七八个人、在平房里面起家的设计院,当初根本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能成为叱咤全国建筑设计业界的“三巨头”之一。

  起家:第一个工程是小水池

  1965年6月,史维祺还没有到任前,土木系腾出来一间平房教室、几张凑来的绘图桌,就是当时所有的家当。

  “开张”的时候,整个设计院只有七八个人,由于当时接受设计任务是不收设计费用的,设计院自然没有经费,连最原始的图板、丁字尺、晒图架都是从学校各部门借来的”,史维祺回忆,当时设计院的老师没有一分钱奖金、人人身兼数职,而办公条件呢,也十分有限,绘图用三角板、丁字尺、针管笔、计算用计算尺、计算器、夏天是电扇加毛巾,冬天取暖用木屑炉。

  知道东大建筑设计院最早接手的工程是什么吗?是一个占地只有300平米左右的游泳池。

  史维祺告诉记者:设计院正式接手的第一个来自社会的任务应该是下关电厂宿舍,但当时学校要求设计院同时把东南大学校东的池塘改成简易游泳池,于是这个300平米不到的“水池”任务就成了起点——这件事情,被东大师生笑说为“水池起家”。

  押宝:没有打桩的书店大楼

  建筑设计工作不单纯是一件技术工作,它必然和政治、经济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联系在一起的。设计研究所的业务就仿佛社会的“晴雨计”,但是却反映出更多的社会职能。

  东大建筑设计院早期承接的工程一般都是些车站、厂房、宿舍楼之类的建筑设计,其建筑面积只有几百上千平方米、造价数万数十万元不等,当时出自设计院手笔的有南京长途汽车站、天王寺车站、南京化纤厂厂房等等,这些都是极其基本的社会建筑。

  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至80年代,和社会的发展同步,那一时期,建筑业不再满足于简单的第一需要了,设计院承接了“工艺美术大楼”、“新华书店发行大楼”、“水电部南京自动化研究所”等等大量的科技、文化、艺术公众建筑。从今天来看,这些建筑绝不是什么大型建筑,但是,在当时还是颇具影响的。

  史维祺记忆犹新的是新街口的新华书店大楼的设计,这是他直接参与的工程,此外,这座13层楼高的建筑是当时南京绝无仅有、鹤立鸡群的“高”楼,对于做惯了“车站”、“厂房”的年轻的东大建筑设计院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

  难度并不仅仅于此,为了节省资金,新华书店的设计还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风险:整座新华书店大楼并没有打桩、只是采用了两层地下室的“箱形基础”稳住大楼整体。

  关于这个技术,南京的高层建筑没有成功经验,当时在学术界争论过。史维祺向记者解释:一般高层建筑,必须打桩穿过容易液化、较软的砂质地层,扎到更深的硬质地层才能立足,否则一旦遭遇较大规模的地震,大楼就容易坍塌。史维祺捏着一把汗,后来,他带队到北京去请教土木工程的权威,决定押一次宝。1983年,足足在图纸上耽搁了6年的新华书店终于在新街口开张了。

  虽然20多年的实践证明了新华书店大楼的设计安全性,但史维祺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

  成就:千余作品遍布各地

  上世纪80年代初,史维祺离开东大建筑设计院副院长的岗位。

  1984年,建筑设计院开始收取设计费用,这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学院里面的设计院走向市场了,当年的全院收入为8万元。而不过20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增长到了一亿多元。

  在商业经济的高速推动和新兴的各种需求下,当年那种押宝的心态不再,设计院的技术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高超:超高层建筑、全钢结构、仿古结构、盾构技术……

  此时东大建筑设计院所涉猎的建筑设计,也开始了更为多元多产的历程:南京国展中心、南京师范大学新校区、南京地铁大厦、招商局南京国际金融中心、长江二桥公园、仙林大学城中心地块设计、阅江楼景区、沪宁高速南京连接线……动辄建筑面积上万,工程造价过亿,这叫史维祺等老一辈的设计师们不敢想象的。

  如今,不仅仅是本地,在全国20多个省市地区,都遍布着南京东大建筑设计院的手笔,甚至在国际上,也不乏专家们的蓝图。在设计领域和重大项目招投标市场上,清华建筑设计院、东大建筑设计院、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并称高校建筑设计三巨头,彼此风流。

  “始于点划、止于至善……这是东大建筑设计院的企业精神,其实就是见证社会发展、并积极参与其中的历程概括”,史维祺说。(编辑暴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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