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花山岩画之经济元素

　　□本报记者 农彩云

　　花山岩画蕴含了壮族社会相当广泛的内容，岩画上的蛙形人像等图案就生动传导出了当时壮族先民的经济生活状况。

　　古代任何一个族群供奉的神，莫不与该民族的经济生活密切相关。各路专家学者通

　　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技术的民族之一

　　“从花山岩画上的蛙神图像中我们破译出，壮族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的民族之一。早在先秦时期，稻作经济已经在壮族先民生活的花山区域占了绝对的优势。”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壮族文化研究专家梁庭望教授是这一观点的始发人。其观点经多年多方研究已被印证。

　　农业的丰歉，与气温及雨量有密切的关系。壮人居住在亚热带，年平均气温高达２０摄氏度以上，常年雨量亦在３０００毫米上下，而且集中在春夏。这些条件对发展稻作农耕既有利也有弊。台风登陆，带来狂风暴雨，山洪暴发，冲毁田畴，毁灭村寨，淹没庄稼。雨后洪水渗入地下河，地表缺水，天旱酷热，禾苗枯槁。一涝一旱造成之惨状，史书不绝。耕种时节，如何预知气候对农家至关重要。在气象科学极不发达的年代，人们往往只能根据动物的反应来判断水旱，其中蛙类首当其冲，人们常常根据蛙鸣来判断天气，故壮族农谚里有“青蛙叫，暴雨到”、“农家无五行，水旱卜蛙声”等说法。从中可看出，壮族先民之所以敬蛙，是由他们的生活环境及远古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壮人以青蛙为图腾，是稻作民族的一个重要标志。壮族祖先所铸的铜鼓上，有单蛙和累蹲蛙等立雕，蛙皮多有十字交叉的稻穗纹，这充分表现了蛙图腾的稻作民族早期标志的性质。壮族几乎所有的神话，都有与稻作相关的内容。如在壮人中广为流传的神话《布伯》，说的是布伯勇斗雷王，这场大战的起因便是雷王不给人间水，影响了人们及时插秧。

　　对于“壮族是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技术的民族之一”的定义，梁庭望向记者一一列出了佐证：自１８８４年起，先后有英国的农业史专家墨里尔以及我国著名农业史专家丁颖，亲自到我国的华南地区作田野调查，并发现了野生稻在我国南方的分布。２０世纪６０至９０年代，中国考古又有重大发现，在广西南宁地区贝丘遗址和桂林甑皮岩遗址中出土了石杵、石磨、石磨棒等稻谷加工工具和大量陶片，经测定为１万年到１．１万年左右。在湘东南紧靠广西边境的道县玉蟾宫，更发现了距今２万年左右壮族苍梧部先民留下的炭化人工栽培稻。这些都为壮族是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技术的民族之一这一说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花山岩画上的蛙形人像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这一结论。

　　“稻米在当今世界人民生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在三大粮食作物中比重最大，全世界有６０多亿人就有３０多亿人的主食是稻米。壮族是最早发明水稻种植的民族之一，应让其昭示于天下，让吃大米的人们永志不忘。”作为从壮家走出去的壮族文化研究的专家，梁庭望对本民族有着深厚的感情，言语中无不体现身为壮人的自豪。

　　传导渔猎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的事实

　　“有趣的是，动物有时是一种标识。在解读花山岩画的诸多元素中，动物的形象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向我们述说着那个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花山岩画上有犬、鸟、蛙、鹿等动物形象，我们可以看出它们分别代表人类社会的两种经济生活——狩猎和农业。”梁庭望在介绍这些动物图案时多了几分童趣。

　　岩画上，犬、鸟代表狩猎，蛙、鹿代表农业。新石器时代壮族先民的稻作农耕已经超过了渔猎经济，上升为主要经济门类。花山岩画上大人物图像之下多有犬，依岩画通例，下为先，上为后，犬代表狩猎经济，蛙代表农业经济，表明狩猎在先而农业在后，符合农耕晚于狩猎的次序，这正好与壮族社会发展相吻合，说明壮人当时已处于农业社会。蛙为农业民族之图腾，代表农业，它在画上占绝对优势，说明了农业的主导地位。

　　关于鹿，梁庭望说，在《广东新语》中有说法：“鹿以清明前后三日生子，子生三日始开眼，遇雨乃起而跑。”故，邵子云：“雨化物之奏，风化物之费，鹿，以雨而始跑，所谓雨化物之走了”。这里记载了古人以幼鹿遇雨起跑比喻春风化雨，滋润大地万物，万木争荣，五谷萌发，象征农业丰收。所以在花山岩画上，它无疑是蛙神的助手。

　　岩画上的图像便以这样特殊的信息传导出壮族先民从狩猎经济向稻作经济过渡的事实。岩画中体现的蛙之所以为壮民族守护神，不过是农业经济对狩猎和畜牧等原始经济的胜利在观念上的反映。

　　金属生产工具印证农业发展已具规模

　　左江沿岸岩画分布的密集度，充分说明了左江流域在两千多年前人烟已相当稠密了。在花山岩画的上限时期，即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壮族的农业已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和较高水平。

　　“农业之所以在当时可以规模发展，是因为当时花山区域已有了金属工具。”梁庭望说。据考证，当时瓯骆人手里掌握的主要生产工具已经不是磨制的石器，而是可以放倒大片森林的金属刀斧。在出土的文物中，既有春秋晚期壮族祖先生产的铜钺和铜斧，也有战国时期的铜质剑、矛，而且有铁质的锄、斧、凿、刮刀、削等。在岩画上也有类似的刀和剑图案。两者共同印证了金属工具在当时已被大量使用。地下发掘还表明，当时农业有较大发展，已实现了人类社会的第二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在岩画地区的扶绥那淋屯曾出土了排列整齐、成堆垒放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大型石铲，显然是专门从事手工业的工人的产品，主要用于水田作业，为稻作民族独有。有了金属工具，从事大规模农耕就成为可能。

　　古老的农耕方式至今依然主宰着壮人的命运。“水稻栽培历史，磨砺了壮人的性格，使他们形成了坚韧、耐心、细致、内向、外柔内刚的民族性格。壮人生活的区域社会相对平稳，犹如微风吹稻浪，起伏不大，动荡较少。这也形成了相对以农为本的恋土保守性和相对薄弱的商品经济观念。”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专家何星亮教授一语道出了壮人与农业经济息息相连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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