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剖腹产”——选择的权利与义务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如果剖腹产的比例太高，造成的伤害大，政府就应该出面，制订严格的卫生行政标准，限制产妇的选择

　　“剖腹产在这里不流行。”已经移民澳洲的Lily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刚刚在悉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的剖腹产手术控制得也同样严格。曾任天津南开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的关秀媛回忆，当时剖腹产手术需要全科进行讨论，确有需要才能做，本单位大夫生孩子也不例外。1963年，关秀媛生头胎，胎儿比较大，已经过了预产期20多天了，按今天的说法是“过期妊娠”，早就该剖了，但是主任当时就是不让做手术，坚持让她自己生。

　　天津一位大学退休教师刘丛也遭到了同样的“冷遇”。她1970年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生产，情况比较特殊。因为前面流产了两个孩子，第三次一发现怀孕，刘丛就请了长假，拎着包袱去医院保胎，一直住了五个月，直到天津发生龙卷风动员轻病号让床位她才回家。而她一直不锻炼的恶果是生孩子时折腾了三天两夜，生不下来的她死活闹着要剖腹产。医生却不为所动，结果“过犹不及”，好容易生下儿子，产钳使孩子颅内出血兼新生儿冻伤，这都是致命的新生儿疾病。“换在今天我们就告他们了”，刘丛告诉记者，但在当时确实没有选择权。因为刘丛所在的单位只有两个人获得了剖腹产资格，一个是因为40多岁才生头胎，一个是先天性心脏病。在物资配给的年代，要破格做剖腹产也需要人情因为做“剖腹产”，产假可以从56天延长到72天，鸡蛋多给一斤，珍贵的牛奶更是不在话下，所以医院把关特别严，绝大部分人不得不老老实实自己生。

　　如今，这些“剖腹产”待遇都成了历史，选择的权利由医生逐渐过渡到产妇手中，对自身的关注成为年轻母亲们仅次于对孩子安全的考虑。北京妇产医院主任医师范玲介绍，在北京，主动要求剖腹产的人群主要是知识水平较高，社会地位较高的女性。虽然未必有太多的科学依据，绝大部分选择剖腹产的产妇都相信，剖腹产不会像自然分娩那样影响夫妻性生活，而且更能够保持身材，“女孩子都爱美，孩子是提前拿出来的，还没有入盆，不会释放激素，体形不会变。”同样是剖腹产妈妈的陈怡对此表示理解：“现在大家都讲究生活质量，毕竟孩子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也有人试图绕过“剖腹产”的诱惑，体验原始生产的感觉。33岁的北京外企职员克瑞丝汀·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曾经鼓足勇气在中日友好医院的产房里挣扎了十多个小时，医生随口问了她的年龄，脱口称赞她这个年龄自己生真是勇气可嘉；她立即要求医生即刻实行剖腹产，想“与众不同”的自然生产方式轻易地就在医生微妙的心理暗示下崩溃了。

　　生命伦理学家邱仁宗告诉记者，他在给医院上课的时候，经常会有妇科医生问他，碰见产妇强求剖腹产怎么办？邱仁宗也只能够建议医生先说服教育。不过邱仁宗认为，为了母亲和孩子的利益，必须考虑怎么才是真正地赋予人们选择权？如果剖腹产的比例太高，造成的伤害大，政府就应该出面，限制产妇的选择，就什么情况下实施剖腹产，什么情况下禁止剖腹产，制订出严格的卫生行政标准。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罗雪挥 段京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