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归国学者把知识献给祖国 演绎“洋为中用”

　　作为一个学者，他们有渊博的知识；作为一名留学归国人员，他们有一份赤子情怀；

　　因为对知识的执著追求和踏实严谨的求学作风，他们获得了丰富的学术成就；

　　出于对祖国强烈的归属感和真诚奉献的人生理想，他们选择了国内崭新天地的开辟；

　　带着智慧的荣耀和融贯东西文化思想的意识，他们———海外归国学者这个特殊的群体，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

　　“从国外回来的老师，开的课程五彩斑斓又很实在”

　　“大家好，我是于静，很荣幸今天能够担任本次案例分析的报告人。下面我将介绍一下本次报告的主要框架……”同学和老师都专心致志地听着报告人的发言，又时不时若有所思地在自己的发言材料中修改或补充着什么。不到20人的课堂上，洋溢着浓郁的学习氛围，发散性的思维紧张而奔放。

　　这是中国政法大学“案例日本法”课堂上的一幕。近年来由于该校不断加大优秀海归人才的引进力度，全校教学模式出现了突破性的创新。除了在传统课堂上加大实践性知识的讲授力度，许多海外归国教师都结合自己的西方留学经验，采用案例教学法，并开设了相应的专门课程。

　　留学日本长达11年的辛崇阳教授，大胆引进了“SEMINAR”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方式最早源于德国，突破“填鸭式”教育，力求发挥学生的课堂主动性。在课堂上，教师与学生从施教者和受教者的模式中脱离出来，进而演变为合作者的关系。它强调学生主导基础上主动性的最大发挥，而教师仅仅扮演一名指导者的角色，只在案例选择和分析角度提供上引导学生，更多时候，教师的身份被完全淡化而完全融入到课堂讨论中去。

　　此外，在美国已有约40年历史的“诊所式”教育模式也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另一批教师正在积极探索的对象，最终于2004年该校正式开设了相关课程。这种教学方式以培养学生处理法律实务问题的各种技巧为主要内容，把课堂假设为一个法律“诊所”，教师的任务就是要引导和训练学生对一个个法律疑难杂症做出“诊断”，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开出“药方”，从而锻炼出“医术高超”的法律实务人才。

　　该校民商经济法学院的刘亚婷，在今年9月30日接了案子，因为10月8日就要作为辩护人出庭，她不得不放弃了“十一”长假。对此，她并没有感到遗憾。因为“虽然我是一名女生，但是我一样能够用我的良知和知识去帮助弱势群体。这门课程让敢想敢为的法学学子作为一个真正的法律人直接办案，让我早日实现了我的梦想。”

　　这种教学方式不仅鲜活，而且给学生提供了很好的实践平台，在积累书本知识的同时陶冶自己的情操。法学的课堂不再枯燥，丰富多彩的教学方式培养了学生心底那份理性下的人情关怀。

　　曾有学生闲谈时说道：“从外面(国外)回来的老师，开的课都和别人不一样，五彩斑斓又很实在。”“把海外的前沿知识带回来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从海外留学归国的老师们，不仅把古代师者的风范演绎得淋漓尽致，而且力求在教学有所突破。

　　在中国政法大学的他们，开创了多个全国第一。

　　曾以优异成绩在德国著名的明斯特大学法学院取得博士学位的许浩明，在中国政法大学开设了中国第一个“现代消费者保护法概论”等课程，全面介绍在西方具有与民法并列地位的消费者保护法。

　　这些课程涉及各法律门类的综合运用，不仅是该校学生关注的焦点而且吸引了众多外校的学生。有一次许浩明为了想认识听课的同学而点名，却发现前排有好多学生总也点不着，事后询问才知道他们是其它著名高校慕名旁听的学生。

　　距《欧盟宪法条约草案》制定不到半年的一天，该草案专家起草小组来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他们惊叹于中国学生对该前沿领域相关问题的了解。事后才得知，原来许浩明教授在该草案制定的第二天，就在课上讲授了相关的知识。关于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正如许浩明所说，海外归国老师的知识背景会比较复杂，由于西方先进法律理念和制度在国内法律研究的领域会自然产生比较价值和借鉴价值，因而在课程开设上就更具有“综合、系统工程的色彩”。“把海外的前沿知识带回来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否则我们在国外的学习也没有意义了。”

　　“为不同法律体系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提供了便利”

　　“大学，非楼堂馆舍之大，乃学术之大。”

　　从日本归国的张凌教授，一直关注着国内外的学术动态，并从更宽广的知识层面上，对刑法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由于在日本时，他已经对刑法实践中的“过失犯罪”问题作过研究，回国后，他从“监督过失”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就刑法理论发展而言，他尝试利用多年在日本收集整理的资料弥补国内相关理论上的空缺，例如他提出的“客观归属论”，进一步发展了刑法中行为的因果关系问题研究，填补了我国犯罪理论上的一个空白。

　　莫世健教授，秉着“何思何虑，居心当止水；勿助勿望，为学当流水”的座右铭，不断在学术研究领域里取得成就。他先后出版专著8本，发表各类中英文论文和文章140余篇。其中他的《InternationalcommercialLaw》(第三版)一书由世界级出版商Butterworths出版，成为澳大利亚各大法学院和商学院的教科书。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王传丽教授这样评价此书：“该书根据澳大利亚的教学需要，创造性地选择制定了《国际商法》的结构和内容……为不同法律体系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提供了便利。”

　　赤子之心　心怀天下

　　我们还看到，许多海外归国学者都在国际舞台及法律社会实践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003年8月至2004年7月，许传玺教授受国务院委派，作为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首席法律专家参加了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的组织和筹备工作，这是我国第一次承办世界遗产大会，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国际领域的影响和地位的实质性提升。同年，他还受国务院选派，作为法律专家出席在韩国召开的世界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第28次全会，并协助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以绝对优势当选为该联合会副主席，这是中国人在该联合会迄今所担任的最高职位。

　　许浩明教授作为德国及欧盟法学会外籍正式会员参与德国民法典的修改及讨论过程，并在德国法学会近140年的历史上首次以中国人的身份在大会发言，并发表了论文。2005年8月，在中国政法大学和日本名古屋大学联合主办的中日WTO国际法研讨会上，辛崇阳欣慰地看到了应邀而来的松井芳郎、高木等知名的日本法学家……

　　海外归国学者们，并不愿过多夸耀他们的理想，只是用自己的智慧，去构建自己丰富的人生，去创新中国法学教育的模式，去沟通不同法律体系国家之间的“隔阂”，去演绎“洋为中用”的意义。（陈靖　程秀娟）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