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之不去的记忆———怀念许梦侠同志

　　■王黎之冯振伍

　　时间过得真快，许梦侠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

　　梦侠同志是我们的领导、同事。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那质朴厚重、平易近人、坚持原则、勤政廉洁、热爱祖国、热爱党、坚持社会主义、时刻不忘人民的品德、作风和言

　　梦侠同志十五岁入党，历任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组织部长，军政治部主任，省市委书记、中纪委委员、省纪委书记、省顾委主任，在长期的领导工作岗位上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梦侠同志八十高龄还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他认为，四川在解放以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是在探索中前进，这其中尽管有很多成功，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不少失误。诸如：四川与西康合省后，在民族地区的改革上，出现过一些过急的情况；在农村工作中，中央对人民公社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后，四川还坚持把农村基本核算单位放在“膝头”上（大队），公共食堂较全国农村迟解散了一年，犯了“见事迟”的错误。此外，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处理地下党的问题上，也都不同程度地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些错误的发生以及应该吸取的教训，他从自己的经历中，归纳了两条：一条是能否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真正摆脱“左”的思想束缚；一条是能否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切实克服“家长制”不良作风。他说，违背实事求是，同违反民主集中制有直接关系。他多次同我们交换看法，认为要与时俱进，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作为领导班子的成员来说，这两条是至关紧要的。他把这种思考，写进他的回忆录，这对现在担任领导的同志也无疑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梦侠同志在他长期的工作中，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良好的工作作风。他没有架子，能够耐心听取不同的意见。同志们有什么话都可以敞开来向他谈，也没有什么顾虑，因为他不“整人”，不给人穿“小鞋”。他在分管组织工作中，十分注意公道地对待干部。他讲过，做组织工作的同志，更要有大度能容、海纳百川的气度，党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解放初期，四川合省，包括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个行署和重庆市，不久又与西康省合并，再加上新老西南局的撤销，八大单位，数万干部要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他反复要求组织部门的同志，要尽可能地使组织部成为党员、干部之家。他们有什么愿望、要求、意见找上门来，要耐心听取，合理的要满足，不合理或一时解决不了的，要根据党的政策予以开导、说服，使人家心服口服。在干部的任用上，他始终注意“一碗水端平”，没有厚此薄彼，因此，“后遗症”很少。他爱护干部、保护干部，1957年反右斗争中，他顶着压力，在组织部没划一个右派。上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康生大搞“肃托”（即肃清托洛茨基反革命分子）、“抢救”，使不少同志蒙受伤害，有些问题一直拖到解放也没有作结论。上世纪50年代，他在主持审干工作中，对一些同志的历史问题组织了调查，予以澄清，对一些查无实据的同志，则看本人的一贯表现，作出相信本人交代的结论，使相当一批老同志放下了历史包袱。对于“文革”中批斗过他的干部群众，他不计较，十分宽容。粉碎“四人帮”后，他到一个县检查工作，见到一位曾经批斗过他的大学生，已经分配到该县工作。那个大学生十分不安，梦侠同志不仅没有责怪他，还为其题字，鼓励他“求实创新”。

　　梦侠同志坚持原则，对于贪污腐败、违法乱纪的干部从不手软。“文革”前，他分管监察委员会（“文革”后为纪委），处理了一些厅局级、县处级干部，其中就包括刘结挺、张西挺。“文革”一来，刘张“造反”，成为省革筹领导成员。刘结挺找梦侠谈话，要他承认处分刘张是犯了严重错误，扬言只要“悔罪”，就可以“解放”、安排工作。梦侠同志拒绝了这种拉拢，以致在“文革”中蒙受了巨大的伤害，为他召开的批斗会，大大小小多达一千余次，其中包括专门揪到宜宾地区批斗。之后还关押了两年多。邓小平同志曾诙谐地对他说你这是“在劫难逃哇”。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梦侠同志刚直不阿的品德。粉碎“四人帮”后，他从成都市委调回省委任书记，分管党群、纪检、政法方面的工作。他担任省纪委书记，负责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四川是个大省，长期受“左”的束缚，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全省“文化大革命”、“四清”、反右倾、反右派等运动中的冤案多达七八十万件。对这些案件，不仅要复查、平反，许多人还要安置。梦侠同志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严肃认真地推动各级纪检、政法部门全力以赴，较好地完成了任务。这对于全川的安定团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后，他在省纪委书记岗位上，狠抓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工作，全省每年立案查处的经济犯罪案件都在一万件以上。

　　在落实民族政策中，有一件事值得称道。1979年1月，送给他阅示的一期《情况反映》引起了他的关注。事情的经过是：森工局伐木工人在阿坝州南坪县砍伐九寨沟林木时，遭到沟内九个藏民村寨的群众强烈反对。藏民们集体跑到南坪县委，要求县委下令停止砍伐日则、则查沟内的林木，说是林木没了，海子干了，藏民的生计就成问题了。南坪县委是站在九寨沟藏民一边的，他们对“木头财政”也有意见，但森工局是省管的，伐木任务是省上下达的，县上没有命令伐木队“封刀”的权力，双方处于对峙状态。梦侠同志分管政法，当时中央又正在抓民族政策的拨乱反正，于是在《情况反映》上作出批示：应停止九寨沟的林木砍伐，保护好这里的环境。经省委同意，由省委办公厅通知林业厅，同时通知南坪县委，砍伐工作终于停下来。他当时并没有想到九寨沟将来会成为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会成为世界自然遗产。1980年，他去了九寨沟检查落实情况。正是由于省委的重视，才保住了一块“人间仙境”。

　　梦侠同志于1985年至1993年，担任省顾委主任。在这八年中，他同省顾委的同志们一道，积极对省委关于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协助省委调查处理某些重要问题或承担省委委托的其他任务，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八年中，梦侠同志和省顾委的同志提出了许多建议。

　　梦侠同志说自己是一个平常的人，入党六十多年间，不过为党尽其微力，既无叱咤风云的业绩，也无治国的雄才，无论战争年代，抑或和平岁月，都有不足与错误。在战争年代，许多比自己年长或年轻的同志为此付出了生命，自己不过是一个幸存者。他朴实无华地看待自己，使我们感动、敬佩、亲切，因而更加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