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研究 (6)

　　四、宏观政策选择

　　1、减低冲击，转换增长模式

　　1）发展资本市场，强化要素配置

　　OECD指出中国现阶段最大的问题就是要素不能优化配置，无法提高要素生产率，只有“通过消除工商部门重组所遇到的现存障碍，更好地融合在不同规则下分别发展起来的各国经济部门，从而为更有效地利用国有资源打下基础”（《世界经济中的中国》OECD2002）,实质上就是认为中国最需要通过无所有制障碍的并购重组，利用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促进发展。

　　在外部冲击下，大量的竞争性企业在成本压力下利润缩减是明显的，如果不能通过价格、技术和规模（投资和并购）转移，利润下降将是必然，微观主体必须求新的增长路径。通过资本市场优化资源和并购等逼迫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已经是发展中的一个战略性的选择了。资本市场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增长模式转型的核心，通过资本市场强化要素配置，提高要素生产率。

　　资本市场是分担风险的核心，“通过资本市场可分担国际风险，减少生产率、国际贸易条件等方面的冲击”（麦金农2005）。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发展成熟就能轻易地吸纳资本的流动，当前资本市场的非流通股改革和创新是关键，特别是如何利用好香港资本市场已经关乎开放和缓冲外部冲击的成功的关键了。

　　2）消除扭曲，降低全球化风险

　　中国面临经济开放新阶段，积极克服政府干预导致的“结构的扭曲”，加强国内金融体系的健康和完善，优化资源配置，其次是通过宏观政策组合稳定经济，降低经济发展的风险，这包括消除贸易与外资政策双向激励的政策扭曲。在资源动员上，要从以政府主导的资源动员方式向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源动员方式转变，矫正政府主导资源配置中导致要素价格扭曲的各项政策，降低中央政府的潜在“宏观负债”的风险敞口，积极推进市场化的方式分担风险，如四大国有银行上市等，从而降低经济的易受冲击的特性。在此基础上积极积累探索处理全球金融危机的办法，利用国际资金流动的机会，而降低其冲击风险，避免金融危机对“扭曲”的强行矫正。

　　3）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进行空间优化配置

　　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努力消除政府干预导致的“经济扭曲”，重新估价经济、自然和社会资源，发挥市场的作用优化配置资源，降低宏观风险，推进空间（最平面的理解是指土地，但准确地理解为以地域为依托的经济多维资源空间）的优化配置，转变增长模式，保持经济的平稳和可持续。

　　当前城市化高成本的最直接原因是多层次的政府体制，导致土地、基础设施和福利制度的低规模运营，寻求降低成本的城市化政策已经时不我待。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土地规划和地方政府改革，配合实现的手段就是集中，撤并乡镇，进而消减乡镇一级地方政府，形成中央、省和市三级，不但对于城市化有利，对地方、农村的财政改革也都具有战略意义。中国正面临着城市化发展的高潮期，解决好与城市化相适应的政府体制是十分重要的，这有这样才能优化配置空间资源。

　　在工业化发展的阶段，政府长期规划的核心放在产业政策上，政府关注的是产业的规划，在进入城市化阶段，政府规划的重点应该放在空间（国土及多维资源）规划上，将有形的资本、人力、社会保障等资源以及自然资源和环境都放在空间上来讨论，才能被综合规划和协调在一起，并通过大力促进服务业的发展解决城市化过程中的发展和就业资源相匹配的问题，带动经济进一步发展。

　　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一个快速发展过程，可能会受到国际化过程中的资本流动的“外部冲击”造成城市“泡沫化”，但只要能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消除扭曲合理配置空间资源，就可以化冲击为动力，将发展的动力进行转换。在短期会出现波动，但随着“要素价格扭曲”的矫正，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大力发展服务业，就会进入真正的城市化发展带动阶段，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

　　2. 宏观政策谨防新一轮经济过热，防止外部冲击

　　在前面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因素进行分类时指出，冲击还可分为持久冲击和暂时冲击。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这一正向技术冲击，属于持久冲击。现在，要指出的是，就近期的一至三年看，还存在着可能出现的、较大的正向暂时冲击。目前，从GDP增长率的季度数据看，中国经济正由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上半年的局部过热和在适度增长区间（8%～10%）的上线区域运行（9.6%～9.9%），向适度增长区间的中线（9%左右）回归，经济增长的位势并不低。就近期的一至三年看，有几件“大事”，如2006年开始实行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7～2008年党政换届，2008年奥运会等，所有这些因素集中起来有可能推动经济增长的新一轮“大起”。以“换届”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波动的几次“大起”，如1983年GDP增长率上升到10.9%，1987～1988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1.6%和11.3%，1992～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也都含有“换届”因素的影响。为了防止2006～2008年经济的“大起”，以及避免随后2009～2010年可能出现的“大落”，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患于未然，特别是防止各地借机追求政绩，大兴土木，大上项目。如果能够较好地调控2006～2008年可能出现的“大起”，那么就能为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经济平稳增长创造良好的条件。

　　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在国内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和经济波动趋于平稳的情况下，防止国际外部冲击的负面影响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从外贸看，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已经很高，由1978年的不到10%（9.8%），上升到1990年的30%，又上升到2000年的44%，2004年高达70%。在出口方面，我们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摩擦问题；在进口方面，将面临国际上石油、矿产品、粮食等重要战略资源的价格与供给保障问题。因此，需要对外贸的高度依赖进行必要的调整，在促进进出口继续适度增长的同时，要注意防止外贸冲击对经济增长和波动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贸易增长应由关注贸易顺差转向贸易平衡，由关注贸易额转向提高贸易质量、增强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从外资看，今后，外资流入除采用FDI（海外直接投资）形式之外，更多地将采用非FDI形式。非FDI资本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其“流动性”非常强。对投资者来讲，流动性强易于规避风险；但对于流入国来讲，受资本流动冲击的可能性增大。因此，我们在对外开放中，应加紧完善针对非FDI的监控体系，防止非FDI的大进大出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冲击。

　　3. 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消除影响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一方面，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使民营企业健康发展，使政府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所进行的宏观调控具有较好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要不断推进政府自身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防止盲目攀比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同时，通过深化改革，使宏观调控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在什么情况下转换宏观调控的方向，在什么情况下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相应的调控措施，以及在规范市场准入和强化市场监管等方面，都应该建立和健全明确的政策规则，以增加宏观调控的透明度，使社会各方面都能有一个正确的预期，从而产生较好的调控效果。

　　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中，是要“政策规则”，还是要“相机抉择”，在国际学术界，从20世纪60年代起，至今，也一直存在着争论。在宏观调控中，所谓相机抉择，是指政策制定者根据经济周期波动不同阶段中经济运行的不同态势，机动灵活地采取逆向调节政策。其目的是熨平经济波动，保持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这被比喻为“逆经济风向而行事”的政策。这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由凯恩斯主义者提出的宏观调控政策。但是，后来在实际政策制定中，这种反周期的相机抉择政策演变为不受任何约束的、任意的“纯粹”相机抉择政策。比如，在美国，在任的执政政府事先承诺要采取降低通货膨胀的政策，但后来在总统大选中，为了赢得大选，改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刺激生产和扩大就业；而在大选之后，通货膨胀显现出来，政府为了治理通货膨胀又改而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这种纯粹的相机抉择政策，产生了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人为地制造和加剧了经济波动，丧失了公众对政策制定者的信任。政策制定者事先承诺要做什么，与其后来实际上做了什么之间的不一致性，被称作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在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情况下，当局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市场参与者行为与预期的不确定性，而市场参与者行为与预期的不确定性又进一步影响了当局政策的不确定性。这样，市场参与者与当局之间形成了博弈，严重影响了宏观调控的效果。针对相机抉择政策所带来的问题，美国学术界提出要制定一种“政策规则”，以限制宏观调控政策的任意使用。所谓政策规则，是指政策制定者在决定宏观调控政策时应遵循的一种事先确定的规则。然而，在实际政策制定中，因为经济形势是不断变化的，不可能按照一个不变的规则行事。因此，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操作中，实际上不同程度地采用了政策规则和相机抉择的方法，也就是把一定的政策规则与相机抉择相结合，避免相机抉择的任意性和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增强决策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

　　目前，在中国宏观调控中，采取的是“双稳健”政策，即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是一种松紧适度的中性调控政策。在执行中，并不排除根据经济形势的具体变化或针对新出现的某些问题，而进行必要的调整或微调。但这种调整或微调也不宜频繁。总的说，在经济形势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时，应注意保持宏观调控基本政策的相对稳定。

　　参考文献（略）

　　（选自《首届中国经济论坛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