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研究 (4)

　　3、增长中技术进步的“正向冲击”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仅从需求因素解释是不够的，从长周期看必然是技术进步才能导致中国整个潜在增长水平提高；只有全素生产率的提高，

　　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周期阶段看，需求拉动了中国两大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以“耐用消费品”为需求主导的普及阶段；第二阶段主要是以城市化为基础的家庭不动产的需求为推动，住房和汽车。第一阶段是以居民收入平均化为基准的快速普及期，从老三件、新四件接连不断的耐用消费品的普及，产品需求周期和供给周期都较短，出现了“消费需求的同步振荡”。第二阶段住房和汽车等的需求驱动着第二个阶段的发展，外需也是巨大推动力，这个阶段伴随着城市化建设拓展和进入WTO后加大的对外开放，经济增长的周期明显要长于第一周期。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需求引致了中国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正向冲击”了经济增长，很多学者按索洛的“经济增长核算”框架进行的，将经济增长中未被资本和劳动力解释的部分成为“索洛余项”，即全要素生产率。由于增长核算的复杂性，国外很多学者都对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计算，虽有差异但结论和趋势大致是相同的，从改革开放到现在，GDP增长中的技术进步是正的，大致在2～3个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5％～50％，国际学者计算的偏高。增长的趋势是1979－1985期间最高，1985－1990次之，1990～1995年也较高，1997年后下降，2000年到现在有所回升但也要低于1995年以前了。

　　分阶段看，1979－1989年期间，由于改革开放，劳动者、企业的积极性得到激励，产业结构开始向均衡方向发展，农业和轻工部门快速发展，技术进步首先来源于原有工业体系，技术从重工业向轻工业转移，军工向民用转移，结构调整的优化是重要的贡献，按世界银行的计算结构转变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30%，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下降到17%（《中国十一五规划的政策》）；第二，在开放方面进行了进口替代性的技术引进，如彩电、冰箱、录音机、大众轿车生产线等的引进，耐用消费品的产能的迅速提高，当然最大技术进步的应该是体制改革提高了基础制度效率。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第二阶段，技术进步来自于开放过程中的“干中学”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的配置效率。是这一时代的特征，国际产业转移。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后，中国加速了对外开放，1994年汇率并轨改革，加强了中国的比较竞争优势，外资和国际产业转移加快，外资的进入提高了中国产业的技术进步，很多学者进行了这方面的计算得到了相同的结论。从结果看，中国从90年中期成为了一个出口导向的大国，中国在开放中通过“干中学”获得的技术进步和竞争优势，成为了全球制造业的中心。

　　国际产业转移带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劳动力转移优化了就业结构，提高了综合要素生产率。这方面很多人研究了，如世界银行计算农村劳动力转移对GDP贡献为1.5个百分点，很多学者的计算认为劳动力转移对GDP增长的贡献在1个百分点以上。

　　但九十年代后，全要素生产率开始出现了下降的过程，经济增长需要新的技术进步的正向冲击，否则一味地靠投资积累，增长的持续是要受到挑战的。

　　从发展的展望看，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未来的方向是要提高现代服务业来改善结构效率和促进制造业效率了。随着开放的步伐加快，“干中学”的积累应该逐步转向自主创新和提高配置效率的阶段了。

　　表7：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三、经济增长模式的挑战和“外部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储蓄、高投资与高增长相互促进发展创造了“中国奇迹”，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具有很强的内生化的增长逻辑，但这一循环面临增长模式的挑战以及开放后的“外部冲击”，增长的可持续性值得认真对待。

　　高投资促进了中国的高增长，但上述循环中很重要的条件是政府，政府通过扭曲要素价格和无限担保的国家银行体制动员储蓄并集中配置资源实现工业化（增长前沿课题组，2003、2004），这种增长模式一方面累积了“过剩的产能”，另一方面累积了金融坏帐、污染等长期增长的成本。这种增长模式的问题已经逐步显现，表现为投资率的持续提高、综合生产率降低、污染等长期问题日渐突出。粗放式的增长模式是对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挑战。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中，特别是加入WTO和汇率制度改革以后，中国经济粗放式的增长模式问题将成为全球经济的问题，也将引起外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冲击性评价，形成外部冲击。特别是国内“结构扭曲”引致的资本流动冲击更是对稳定的挑战。

　　我们接下来通过较大的历史跨度，认真分析了当前增长模式中固有的挑战和开放以后需要应对的问题。

　　1、“加速积累长期成本”的增长模式

　　中国高耗费的增长模式是有其特殊的发展背景的，是政府主导下的赶超策略的发展模式，即全社会补贴工业化。政府的行为特征就是要突破“恶性贫困循环”陷阱，所谓“恶性贫困循环”陷阱是指，一国穷是因为它穷，穷国的穷意味低储蓄，所以没有投资，穷国穷意味着低收入，没有购买力（纳克斯1957）。突破贫困陷阱必须提高储蓄和创造需求，政府的作用是重大的，（1）政府通过“担保”降低了储蓄-投资的风险，大幅度提高了储蓄，并在政府主导下配置了资源；（2）政府通过干预性政策，超贬汇率、降低各种工业生产要素提高工业产品竞争力，促进了出口，创造了外部需求，突破贫困陷阱。

　　发展中国家提高工业品竞争力必须靠全社会资源补贴工业化，这里包含着工业化本身创造的价值和大量其他部门转移的价值，如税收减让，工业用地无偿使用，劳动力没有社会保障，国家利用银行系统压低资金价格提供廉价资金，大幅度补贴基础设施、币值贬值等。因此工业化的竞争力是全国全部要素通过管制压低价格转移出来的，决不仅仅是劳动力价格低。由于所有要素价格都被压低提供，因此生产方式一定是粗放式的，主要是靠规模，而且越有规模就越可以多多占用低要素价格带来的潜在补贴。

　　中国早期是依靠剪刀差和命令经济，通过“扭曲结构”创造自我循环的重工业化。改革开放后政府继续压低了要素供给的价格，土地、劳动力、资金和公共服务价格都是无偿或低价地供给工业部门使用，1994年再通过汇率政策强化了工业竞争力，推进了中国外向型的工业化发展，外资引入和对外依存度每年都在创新高，2004年贸易依存度高达70%，作为大国是非常不合理的。全社会资源补贴工业化的扭曲了要素价格，也决定着资源耗费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追求规模性的增长。要素扭曲的政策同样刺激了各地方大干快上，只要大干快上就越能套取中央的要素价格补贴，很多资金、公共工程提供都是在价格被压低下供给的，地方多占资金、公共工程等资源的实质是套国家的利，如一个大型引水工程投资计算下来的水的价格是百元/吨，但补贴使用的支付金额可能是十元以下，乱用水的工业和服务项目的开工短期内就是套取补贴，这种现象比比皆是。

　　虽然这种发展模式一度在突破瓶颈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无法为继。国家干预出来了资源耗费，也“担保”出来了金融财政的风险。以政策性支持为基础的粗放增长方式产生的大量宏观成本由政府承担。

　　其一，高投资下的坏账由政府和中央银行承担。在工业化过程中，政府通过金融抑制压低利率，降低企业的资金成本；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把70%以上的银行信贷贷给了国有企业，企业的坏账可以不还，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而银行却背上了巨额的不良资产，不良资产最后由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买单。早在上个世纪末，政府就着手处理巨额不良资产。为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不足，1998年财政发行2700亿元特种国债；1999年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13939亿不良资产。近年来，又采取措施解决逐步暴露的坏账。2004年初政府动用外汇储备450亿美元补充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资本金；2005年，成立汇达公司处置中央银行再贷款形成的巨额不良资产；为救助证券公司，中央汇金投资公司向银河证券、申银万国、国泰君安等证券公司注资并提供贷款达165亿元。由于产生不良贷款的机制并没有彻底根除，“实际”的不良贷款余额仍在上升。从2002年到2004年政府加速银行业改制，剥离了大量的不良资产，如果剔除这些“剥离”等不可比因素，2004年的不良贷款余额非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810亿元以上（李扬、彭兴韵，2005）。

　　其二，中国历史上的低工资制阻碍了高增长过程中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企业的工资成本被降低，但社会保障成本成为中央政府的隐性债务。代际转移的社会保障成本要求中央政府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从现收现付制过渡到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最终向完全的个人积累账户转变。但在体制转轨过程中，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已退休职工和制度改革以前就参加工作的在职职工的个人账户是“空账”，每年收入的养老保险基金绝大部分用于当年养老金发放，养老保险基金实际积累额小于职工个人账户记账额。即便按1997年GDP的30%计算，需由中央政府补足的空账总量也超过2万亿元（吴敬琏，林毅夫，2003）。另外，近年来高投资导致快速城市化，虽然转移了部分农村劳动力，但这部分新转移的劳动力并未纳入已有的社会保障体系，由此导致未来的潜在社会保障成本进一步上升。

　　其三，在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为了实现高增长目标，低价出售土地使用权，以此降低招商引资项目的成本，某些行业的过度投资导致局部行业产能过剩，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在土地转让权含糊不清和银行产权约束不力的背景下，土地和信贷市场不能给出真正的市场定价，产生巨大的套利空间，地方政府、银行和企业三方共谋，造成固定资产投资过度扩张（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2004）。

　　其四，中国环境污染和资源过度开采的宏观成本居世界前列。由于资源定价扭曲，企业不承担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高投资的粗放型增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和使用, 以环境污染与破坏为代价。这方面的宏观成本有多大很难精确衡量，世界银行（1997） 首次提出了真实国内储蓄(genuine domestic savings) 的概念与计算方法, 估算了能源、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耗减、二氧化碳和颗粒物排放合计造成的净损失。世界银行的估算表明，我国自然资产损失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十分惊人，1981年最高曾达到30 %，随后逐步下降到1999年的最低点3.8%。需特别警惕的是，从2000年开始环境和资源成本又有轻微上升，2003年已经回升到6.23%，这说明中国高投入、高污染和高能耗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仍在延续。

　　以上几方面的宏观成本具有一个共同点：由于原有的扭曲机制具有极强的负外部性，高投资产生的宏观成本不是由投资主体承担，高投资产生的新的宏观成本随着经济增长而扩大。更严重的是，如果每年产生的宏观成本得不到即时化解，长期积累下去政府也会不堪重负，必然会成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包袱。

　　这种“扭曲要素价格”补贴工业的模式，必然在宏观稍微放松的条件下就会导致地方和企业的高投资冲动，而这种冲动表现为宏观上的投资激增，微观的产能过剩。新世纪以来投资加速，200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3.5万亿，2004 年增加到了7万亿，扣除物价因素，四年增长将近一倍。九五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4万亿元，“十五”期间可能超过29万亿。这几年，工业领域投资过度，产能快速增长。2004年的宏观调控也是针对局部过热，特别是几大基础品行业电解铝、钢铁、电力和煤炭等。

　　中国产能过剩从消费品扩散到了基础品，见表8。如果依据发改委对水泥、铝、钢、煤的预测和看法都是严重的产能过剩。大量产品进行了国际扩张，耐用消费品类出口占了产量的50%，也基本饱和。从产能利用率看，国际上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长期以来产能利用率保持在70%以上（CSFB，2005），而我国冰箱、洗衣机、空调、微波炉的产能利用率低于70%，严重过剩的客车、电力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可能会下跌到50%。另一方面基础品加工能力过剩，而基础品所需原材料和能源有大量依赖于进口，如铁矿石、石油等。

　　中国的供给问题短期内表现为产能过剩和资源不足，从中长期看表现为长期供给成本的持续提高，表现为：（1）国内资源消耗成本上升，过度工业化造成了空气、水和土地的过度污染和消耗，未来这些资源价格会大幅度提高；（2）要素成本偏低，劳动力缺少社会保障的成本、资金要素以大量坏帐补贴的资金价格所形成的竞争优势和产出效率高的现象也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过度的工业产能和资金密集化倾向也越来越难以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了，因此在中国的现有阶段不是投资高低问题，核心是投资是否起到了吸纳劳动力转移；如果仅仅是短期地形成了过度的工业产能，而没有吸纳劳动力，这种高投资就会形成产能过剩，既无结构效率，也无技术进步，不会提高长期供给线。

　　严重的“要素价格扭曲”激励了产能过剩性增长，必然导致“加速积累长期成本”，这种粗放的增长模式固有的问题将会影响经济的稳定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