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是如何被废除的

　　科举活动自汉代启蒙、唐朝将其正式确立，一直到清末，走过了1300多年的历史。在封建社会里，科举对统治王朝的人才选拔、改变社会构成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到了清末，这一制度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死亡。但它被取消的前前后后到底发生过什么？

　　科举废除前，有力保科举与力废科举的争论，也有清政府在维持中央集权和抗外族保疆域之间抉择的隐痛。力废者的逻辑是：抗外敌，救中国，必须建立新式教育，教授实用

　　力保者的逻辑是：他们并非不知晓科举弊病——八股取士，导致政府实用人才匮乏。然而若贸然废止科举而无精妙制度顶替上来，儒家思想渐被搁置，朝廷抡材力弱，精英阶层远离中央控制，也会危及政权和国家。

　　随着激烈反对废除科举的徐桐、刚毅、赵舒翘相继死于非命，清政府高层权力极大倾斜向力主废除科举的官员———荣禄、刘坤一、袁世凯、张之洞等人。

　　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等实权官员递呈《请废科举折》称：“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所谓“危迫情形”，指两次鸦片战争战败，甲午之战中国战败，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离北京，1904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胜出之后，趁机入侵中国东北，国事危亡。

　　无论力保者还是力废者，其最终目的都是：保安政府，救国图存。所以受废保争论影响最大的，并非论争双方，而是清朝政权本身。纽约市立大学东亚系教授李弘祺说：“中国社会阶层是一个闭合金字塔结构，皇帝、贵族、官员和平民分别铺就金字塔的每一层砖，儒家思想成为砖块之间的黏合剂。若无外力入侵，这个体系相对和谐、稳定。”若废止科举，教授实用知识，将挤压儒家思想走向考试边缘。“黏合剂”干涸之后，砖块之间会否滑脱？若“黏合剂”被固守不放，能否抵挡西方国家坚船利炮？清朝政府身处二难境地，难以抉择。

　　抉择犹疑者中，首当其冲是慈禧太后。1898年10月9日、11月1日，慈禧太后发布谕令，中止维新变法中对于科举制度的改革。

　　仅仅两年之后，庚子事变发生，为挽救清朝政府，1901年8月29日，慈禧太后发布意旨决然相反的谕令：“（我朝科举）行之二百余年，流弊日深，士子但视为弋取科名之具，剿袭庸滥，于经史大意无所发明，宜讲求实学，挽回旧习。”最高统治者的一声“讲求实学”之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科举的运动似乎已然无法停止，四年之后，科举废止。然而在这之前，是一场横亘历史的改革与保守的论争。

　　历朝历次论争最多不过废而再立，不如清朝末年来得激烈、彻底。

　　清初，康熙皇帝已意识到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空疏无用，实于政事无涉”，并于1663年废止八股文考试。1665年，礼部侍郎黄机说：“先用经书，使阐发圣言微旨，以观心术。不用经书为文，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请复。”康熙于是在1668年恢复八股文考试。

　　1738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书乾隆皇帝说：“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应将考试条款改移更张，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

　　乾隆组织讨论之后，发现没人能提出替代科举之方，这次提议暂且结束。

　　等到鸦片战争到来，炮弹逼迫着要改革。李鸿章提出建议：设立洋学局，教授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器等科目，若学生学有所成，则和科举出身获得同等地位。战争的失败让人们在渴求军事等实用技术的同时，向科举制度伸出了矛头。

　　李弘祺对此不禁有所感慨：“科举制度是因时代而失败的制度，并不是因为其本身而失败的制度。”

　　各种声音对科举废止的评价不一。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说道：“废止科举划时代的意义超过了辛亥革命，其意义不亚于1861年沙俄政府的废奴和1868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废藩。”美国学者威尔·杜兰特说：“当这个制度以及由这个制度而带起的整个文化，被无情的进化和历史破坏推翻时，这实在是最大的不幸。”

　　钱穆在《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中说道：“清末人却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

　　孙中山在民国建立后，曾于《五权宪法》等演说中赞扬科举制度：“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的以选拔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孙中山还指出：“自世卿贵族门阀举荐制度推翻，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孙中山的观点导致了后来民国考试院的建立。

　　100年后，当今学者仍然借鉴科考公平精神，反思当代考试招生制度。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潘懋元认为：“近20年来，由于自学考试制度的建立、公务员考试的开展，尤其是高考制度的改革，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讨科举制度的价值及其兴废原因、科举考试的管理方法，尤其是防范作弊的方法，力图从中获得一些可资借鉴的信息。”

　　柯任达在他的研究中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改革者废除了科举制度，他们让国家和公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西方教育制度根本就不适合当时的中国，当时的中国人根本就不接受这套。现代教育体系需要大量的

　　经费，税收落到县里农民头上，他们的钱办起来的学校却远离他们的家，远在县城、省城或者一些贸易中心城市。农民此时哪里还有钱让孩子跑那么远上学？那个时候中国人口90％都是农民，科举被废除了，新式教育他们也享受不了。”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奇生在论文《民国时期乡村权利结构的演变》中做了更进一步的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约有90％的绅士居于乡间。由于他们耕读在农村，关心的事务也是农村，包括意识形态教化、精英分子的养成都以农村为中心。这因1905年科举制度的取消而改观。新知识分子的生活场所和活动空间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农村青年知识分子向城市单向流动，农村智力资源大量流失和衰竭，农村文化生态不断失衡与蜕化，乡村社会失去重心，其自治性和自主性亦不复存在。在这种背景下，乡村权势被土豪劣绅和无赖恶霸乘机僭取和窃夺。这是中国乡村社会千年来所未有之大变局。”

　　“为维持基层统治秩序，抽取乡村人力和财税资源，国民党仍不得不借重和仰仗土豪劣绅势力，以对乡村社会进行控制。国民党政权愈深入，土豪劣绅僭取国家权力的机会愈多，队伍愈庞大，农民所受的压迫愈强烈。国民党惟有听任他们恣意分掠地方社会的权力和资源，以至于出现县政府对之‘防不胜防，撤不胜撤’的无法收拾的严重失序状态。农民赋税负担日益苛重，政府权威失坠，社会动荡混乱。正是这种恶性膨胀的无组织力量，最终吞噬了国民党基层政权的基础。”

　　1300年沉积的负重，清政府希望一举卸下，后世又需多少时间来消化它的影响？

　　《江南时报》(2005年11月08日第二十一版)